文·图/潘 懿
我听了笑，他也笑，说：再送你一副袁子才的对子，“不读书便是低天分，行刻薄真乃大糊涂”，写在一枚自制的小书签上给了我。
先外祖邹公善伯是癸丑（1913）年生人，假如还健在，今年适足百岁，而去世已经二十五年了。他的生辰，我却不能记得，因从小未见他办过生日，二十世纪80年代之前固然是由于遭遇，之后的几年就只能说是习惯已成自然。后来外祖母曾写过一张纸，尽录家人生辰，而搬过几次家之后，如今是遍寻不着—少年时殊不经意的许多事物，都得过了中年，才会怅然。
我曾竭力搜索对善伯公的最初记忆，然而已经在层层叠叠中不可分辨了。儿时印象，他厖眉大额，耳轮以上的头发谢尽，周围一圈也稀疏而近乎全白—那时他还不到六十岁。早起盥洗，他必用一搪瓷面盆满盛热水，低头将前额浸入水中，两手将毛巾捞起覆于后脑向前抹下，一边左右摇头，深深地出一口气，吁出一种似叹息又非叹息的声音，我每每觉得他非常像被网上岸无望地挣扎着的巨鱼。他常穿一件蓝布中山服，肩肘袖口都有补丁而很整洁，左上衣袋里插一支钢笔，很貌似那个年代的干部模样，但他所做的事是拉板车。四川少马，板车多用牛拉，乐山话唤作“牛儿车”；不得已时也用人力，叫作“板板车”。不过，他拉板车是别种涵义：监督劳动以示改造。大概上面多少有不为已甚的意思，通常运送的也只是零散杂物，但每天早晨为食堂买菜则是例行的闹市示众。有时他出门带上我，外祖母便会数落：“自己丢脸还不够，带人家的娃儿一起丢脸！”他面不改色，一言不发继续走。我则紧随其后，作为一只浑然不知丢脸为何物的馋嘴的小狗，我知道他会在校场坝的菜市买个热乎乎的叶儿粑塞给我，那是当时我的顶级奢侈食品。自从他去世，我再也不曾买来吃过。
记不确切他不拉板车是哪一年，也许是1972-1973年间吧。差不多同时，有一天他突然开始写字了，是在厨房间吃饭用的一张旧麻将桌上，过了一段时间才移出到堂屋里。写的内容呢，九成是毛泽东诗词，偶尔有古诗，如给我临摹用的《桃源行》，末尾纸有多余，又写了一首陆游的七绝：“糴米归时午未炊，家人窃悯乃翁饥。不知弄笔东窗下，正和渊明乞食诗。”也是有意无意间的自述吧。这本诗帖我一直珍藏着，不时翻翻，善伯公久疏笔砚二十余年后腕力的生拙，我偷懒混赖时拍上去的墨爪印，让我恍惚间似乎重回四十年前。1979年之后，他渐渐忙起来，乌尤山、峨眉山的恢复，整理校注赵尧老的诗文，因遍能大和尚之故出任佛教协会秘书长，直到1988年不治于前列腺癌，他未曾停歇过。他想做事，知道该如何做事，也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事，但他已经暮年多病了。前些年，曾经向他请益书法的游纲先生出集子，称他为“名儒”、“著名学者”，那是不对的。以我跟随善伯公的了解，他是读书人，却未必要做一个儒。二十世纪50年代初，有文学社的旧友邀他做大学教授，他的答复是“在学堂里教书我做不来”，所以他能做学问，却不要做现代意义上的学者。他的一生，不可以往这个方向描述。
善伯公是曾外祖肇谟公的独子，本名祺，字善伯，后以字行。肇谟公祖籍广东，家业大致类似于现在的贸易商，为人好义大度，曾被推举为本地广东商会会长。善伯公十多岁即由肇谟公送至荣县赵尧老门下，他天资聪敏，又肯用功，深得老师赏识。尧老名熙，字尧生，号香宋，清末御史，戊戌维新时受了些牵连，辛亥前夕又据说袁世凯受人挑拨欲不利于他，仓皇离京避居重庆，将近一年才回乡定居。后来创办文学社教习弟子，誉满川中。从这段历史看，尧老似乎该当是新派人物，而实际上恰恰相反，他政见保守，重品格而轻世务，乃是传统士林领袖的作派，因而在近现代的政治生活中就显得迂阔，终于不免淡出。当他名重西南之时，影响力之大是后来的名流如张表方等人所不能及的。在民国初年军人割据打来打去的四川，有时他可以片言解兵，因为各方都拜过他的门，算同门呢。抗战甫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政局大变，他就真正隐居乡间，渐渐地世人也将他和他的文章学问一起淡忘了。他的老友郑孝胥，诗词书法早年在京时即已对他俯首心折，政治上又极其反动，而商承祚编《中国历代书画篆刻家字号索引》居然有郑无赵，实是咄咄怪事，我至今想不出其中道理。尧老得意的入室弟子是住在家里视如子侄的，非但不受束脩，过年回家省亲时还分发银钱。我曾问善伯公，这样如何开销得起？善伯公说，赵先生重人才不重钱，他也不会没有钱。随即讲起某将军求尧老为自家祠堂作碑记，银元是派了两个班的士兵挑到赵府的。我听了说不出话，心想军阀有钱倒不奇怪，难得出身草莽而敬重衣冠，比之汉高祖还略胜一筹呢。
我听了笑，他也笑，说：再送你一副袁子才的对子，“不读书便是低天分，行刻薄真乃大糊涂”，写在一枚自制的小书签上给了我。
先外祖邹公善伯是癸丑（1913）年生人，假如还健在，今年适足百岁，而去世已经二十五年了。他的生辰，我却不能记得，因从小未见他办过生日，二十世纪80年代之前固然是由于遭遇，之后的几年就只能说是习惯已成自然。后来外祖母曾写过一张纸，尽录家人生辰，而搬过几次家之后，如今是遍寻不着—少年时殊不经意的许多事物，都得过了中年，才会怅然。
我曾竭力搜索对善伯公的最初记忆，然而已经在层层叠叠中不可分辨了。儿时印象，他厖眉大额，耳轮以上的头发谢尽，周围一圈也稀疏而近乎全白—那时他还不到六十岁。早起盥洗，他必用一搪瓷面盆满盛热水，低头将前额浸入水中，两手将毛巾捞起覆于后脑向前抹下，一边左右摇头，深深地出一口气，吁出一种似叹息又非叹息的声音，我每每觉得他非常像被网上岸无望地挣扎着的巨鱼。他常穿一件蓝布中山服，肩肘袖口都有补丁而很整洁，左上衣袋里插一支钢笔，很貌似那个年代的干部模样，但他所做的事是拉板车。四川少马，板车多用牛拉，乐山话唤作“牛儿车”；不得已时也用人力，叫作“板板车”。不过，他拉板车是别种涵义：监督劳动以示改造。大概上面多少有不为已甚的意思，通常运送的也只是零散杂物，但每天早晨为食堂买菜则是例行的闹市示众。有时他出门带上我，外祖母便会数落：“自己丢脸还不够，带人家的娃儿一起丢脸！”他面不改色，一言不发继续走。我则紧随其后，作为一只浑然不知丢脸为何物的馋嘴的小狗，我知道他会在校场坝的菜市买个热乎乎的叶儿粑塞给我，那是当时我的顶级奢侈食品。自从他去世，我再也不曾买来吃过。
记不确切他不拉板车是哪一年，也许是1972-1973年间吧。差不多同时，有一天他突然开始写字了，是在厨房间吃饭用的一张旧麻将桌上，过了一段时间才移出到堂屋里。写的内容呢，九成是毛泽东诗词，偶尔有古诗，如给我临摹用的《桃源行》，末尾纸有多余，又写了一首陆游的七绝：“糴米归时午未炊，家人窃悯乃翁饥。不知弄笔东窗下，正和渊明乞食诗。”也是有意无意间的自述吧。这本诗帖我一直珍藏着，不时翻翻，善伯公久疏笔砚二十余年后腕力的生拙，我偷懒混赖时拍上去的墨爪印，让我恍惚间似乎重回四十年前。1979年之后，他渐渐忙起来，乌尤山、峨眉山的恢复，整理校注赵尧老的诗文，因遍能大和尚之故出任佛教协会秘书长，直到1988年不治于前列腺癌，他未曾停歇过。他想做事，知道该如何做事，也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事，但他已经暮年多病了。前些年，曾经向他请益书法的游纲先生出集子，称他为“名儒”、“著名学者”，那是不对的。以我跟随善伯公的了解，他是读书人，却未必要做一个儒。二十世纪50年代初，有文学社的旧友邀他做大学教授，他的答复是“在学堂里教书我做不来”，所以他能做学问，却不要做现代意义上的学者。他的一生，不可以往这个方向描述。
善伯公是曾外祖肇谟公的独子，本名祺，字善伯，后以字行。肇谟公祖籍广东，家业大致类似于现在的贸易商，为人好义大度，曾被推举为本地广东商会会长。善伯公十多岁即由肇谟公送至荣县赵尧老门下，他天资聪敏，又肯用功，深得老师赏识。尧老名熙，字尧生，号香宋，清末御史，戊戌维新时受了些牵连，辛亥前夕又据说袁世凯受人挑拨欲不利于他，仓皇离京避居重庆，将近一年才回乡定居。后来创办文学社教习弟子，誉满川中。从这段历史看，尧老似乎该当是新派人物，而实际上恰恰相反，他政见保守，重品格而轻世务，乃是传统士林领袖的作派，因而在近现代的政治生活中就显得迂阔，终于不免淡出。当他名重西南之时，影响力之大是后来的名流如张表方等人所不能及的。在民国初年军人割据打来打去的四川，有时他可以片言解兵，因为各方都拜过他的门，算同门呢。抗战甫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政局大变，他就真正隐居乡间，渐渐地世人也将他和他的文章学问一起淡忘了。他的老友郑孝胥，诗词书法早年在京时即已对他俯首心折，政治上又极其反动，而商承祚编《中国历代书画篆刻家字号索引》居然有郑无赵，实是咄咄怪事，我至今想不出其中道理。尧老得意的入室弟子是住在家里视如子侄的，非但不受束脩，过年回家省亲时还分发银钱。我曾问善伯公，这样如何开销得起？善伯公说，赵先生重人才不重钱，他也不会没有钱。随即讲起某将军求尧老为自家祠堂作碑记，银元是派了两个班的士兵挑到赵府的。我听了说不出话，心想军阀有钱倒不奇怪，难得出身草莽而敬重衣冠，比之汉高祖还略胜一筹呢。
善伯公提及尧老，正式场合称“香宋师”，极随便时亦必呼曰“赵先生”。手和笔调之时，他所写一定是尧老的诗词，而且我从未见过他翻书。他也讲老师的逸事，如某次尧老正和他们几位门生谈天，姜师母突然冲出，扭定尧老要去见官，尧老情急，抱柱大呼不去不去……每讲必莞尔，亲切而不失恭敬。学问上他对尧老尊崇备至，讲书每逢要领，必道赵先生说如此如此，但有时也随即补充道某人另有他说亦甚好。书法是尧老和善伯公盛名所在，他们却并不怎样自喜。善伯公说：“读书之外，无非百日之功。”他又说，尧老书体之定格也就在蛰居重庆时的半年间，之前未脱颜柳窠臼，之后则但手熟耳；他看尧老当时日记，其笔法三日一变七日一新，“实在绝顶聪明”。他晚年有言道：“以前，说我写赵体是不错的。这些年，我写的是自己的字，不是赵先生的字了。”外祖母曾对我说：“没有见过一辈子都那么尊敬老师的人。”我想，这就是真正的终身如父了，难怪孟子说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是人生之乐呢。
文学社的学制是四年，与新式大学的本科相同，可见无论学什么，入门总得有这点功夫的。四年之外，尧老又将善伯公留在身边两年，这样的特例，在先生为栽培，在弟子为流连，是同门中难得的际遇。离开荣县回到乐山未久，抗战军兴，善伯公决意从戎，任二十一军军部秘书，在大江南北度过了两年铁血抗敌的战地生活。川军各级将领既多同门旧识，徐元勋、骆铁生尤与善伯公交厚，后来升任147师师长的徐元勋临出川前还特意向尧老和肇谟公辞行，保证“我在善伯在”。善伯公虽是军部秘书，却并非安坐帷帐的书生，经常前往各战斗部队，徐元勋旅取得受到国防部褒奖的荻港之捷时，善伯公即在阵中。另一次也是在徐部，突遭日军合围，善伯公飞骑冲出往军部求援，事后杨国安团长问徐元勋：“旅长，善伯一个文人，你喊他别起长短炮火拼命突围，万一有了闪失，二天回去你咋个跟邹老伯交代？”徐元勋从容答道：“善伯冲不出去，还不是众人一起死在这里。”不久川军内部分化，唐式遵得志，潘文华、郭勋祺失势，于是照例有一批人同进退，善伯公遂与徐、骆等人回川，途中还在宜昌淹留颇久，大有徘徊国门而不得入的无奈。
回到故乡，生活再入常规。虽然在战时，远离战火的四川也并不如何的凋敝。善伯公学兼新旧、见识广博，又与人为善、正直公平，自然是知识界和商界的代表人物。十来年间，他有事可做，有书可读，家庭和睦，宾朋满座，也算一段不枉为人的岁月。
1949年的政权更替，发生的时候并不是人人都有天地翻覆之感。善伯公与旧政权有失望而无瓜葛，与新政权有期待而无抵触，觉得执政治国总归要有理有法的吧。起初借重他的声望和能力，称他为进步人士，证据是他掩护过地下党—确有其事，不过那地下党乃是尧老的公子。他被邀请做了几天副县长，后来是查不到正式记载了，大抵是别一种应景的五日京兆吧。据外祖母说，是开过会领过工资的，后因工商联事多，遂由另一位邓先生接任。实际发挥他作用的位子是工商联主任，当时川西尚未从战乱中恢复，十八军入藏又须筹办大量物资，他百计张罗，实有汗马之劳。他认为一个地区的工商业发展必须有相当数量的会计人才，于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创办了乐山首个会计讲习班。正当他埋头做事，无论魏晋的时候，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有人总结说：“民革因是些降将，本就抬不起头。三反五反收拾了民建。反右的打击重点，就是民盟和农工。”善伯公不幸正巧是民建一员，于是就不免先行一步了。
之后的历次大小运动，善伯公无一例外地首当其冲。后来拨乱反正了，胡乱退了些不打紧的杂物，善伯公挑了一把长约三四寸的裁纸小刀给我做纪念，是多年前遍能大和尚给还是学童的大舅的礼物，抄走后还入选过阶级斗争展览，标注说明是遍公送给善伯公的“杀人凶刀”。善伯公很认真地对我说过，东西都无所谓，但若见到尧老的字，落款是给他和肇谟公的，一定要追究，因为那必是非法抄家时所流失之物。
其后的几年，善伯公着力于乌尤山、峨眉山的寺庙景观恢复。他去世时我不在他身边，他自己也不曾料到如此迅疾，临去前几天还说等我回去要再讲一遍《文心雕龙》。我闻之歔欷，蓦地想起我还不及饭桌高时，在油灯下听他讲《中国小说史略》—那时除了《毛选》以外，大抵也只有鲁迅的若干种官本集子可读。其实《文心雕龙》固然讲一遍有一遍的不同，但我受教于善伯公的，更多是随时随事的见识，那是源自读书而又在读书之外的。是他让我懂得学问，懂得人生，不致沦为操切乖张之徒。
我四五岁时，一次跟他上街，有人指着我问他：
这娃儿是哪个？
孙儿。哪个的？元春的。哦，那是外孙嘛。啥子内孙外孙，就是孙儿嘛，除了姓不同，一样的。
我本能地厌恶那人似乎在强调我是外孙，所以善伯公的答话令我顿生向慕和感激。多年后读《唐语林》至姚崇说“外甥自非疏，但别姓耳”，不禁喟然，原来古今之通人，非惟见地，连言辞都如出一辙。
另一件细微而我记忆颇深的事，是在十多岁时，某日帮厨打杂，给西红柿去皮，边做边念叨：开水烫过，冷水一惊，剥起来无比的爽利啊，难怪张献忠剥人皮……却听得善伯公在旁低喝一声道：“下流！”我立刻住了嘴—善伯公素无恶口，“下流”二字乃是他鄙薄愤恨到极点时才有的斥责。自此以后，我每见惨酷无人道之事，眼前总仿佛又看到善伯公那沉郁而悲悯的神情。已经很久了，一说到人文关怀、人道精神，往往必称西方，难道中国的传统中不曾有人性的光辉？孔曰爱人，孟曰取义，尧曰不虐无告，曾子曰哀矜勿喜，在无数次的社会崩溃和文化摧残之后，这一切都成为了风干的羊头，他们离我们已经太遥远，遥远得似乎不曾存在过。
上大学之前，我向善伯公请示过专业的选择，他答得很简单：谋生百业皆可，学问唯其所好。我听了笑，他也笑，说：再送你一副袁子才的对子，“不读书便是低天分，行刻薄真乃大糊涂”，写在一枚自制的小书签上给了我。我懂得他的意思，虽然近于常谈，但确实是出于起码的学术良心。章太炎也曾说，学者须别有职业糊口，学问事业乃得独立而不致曲学阿世。文辞和书法，善伯公对我是有所期许的，他唯一幸存的早年墨迹《临圣教序》也给了我，而我至今无一事可以告慰于他。刚学写字时，遍公逗我道：“你长大了跟人说，你写字，邹善伯磨墨，遍能抻纸，看有人相信不？”我驻笔咧嘴而笑，不无得意。那时不知惜福，如今徒伤怀抱。无论书法还是别的什么学问，我都无本事亦无资格高谈阔论，只好就记忆所及之见闻，随想随谈，亦即蜀人所谓“摆龙门阵”也。
善伯公讲：作字之法，重在执笔。大字运肘，小字纯用腕力。
碑、帖不可偏废。取法以墨迹为宜，然碑刻之传神者亦别有妙处。至于楹联匾额，勾勒功夫尤其要紧，非善手不能为。刻工好，大可增益其能、掩护其短；反之，则面目尽失、精神全无。
唐人重法，宋人取意。学书由颜柳入手亦可谓捷径，虽末流不失为抄书匠也。观颜真卿手迹，笔法与写碑另有不同。宋人墨本留存尚不少，尤宜揣摩。
作字若无书卷气，则必生匠气。
诸体悉备，方可称得书家。若千篇一律，纵使精熟，亦不过可备员书吏而已。
论书亦须书家，如孙过庭之撰《书谱》。手下来得，才不致信口雌黄。书品高下，笔法之外尤关气度。所谓字如其人，即是风度相似，若引申比附到政治上的成败顺逆，就不可与言了。
书体的衍变须了然，笔法的师承须留意，但不可以囿于门户之见。真正的大家是时代限制不住的。
凡此种种，大多得自闲谈。善伯公假如在美国大学里教书，学生给他的Teaching Evaluation绝不会到3分以上：他没有系统的讲义、甚至不耐烦系统地讲解，从不鼓励，唯有斥责。以写字为例，我是边识字边摹帖的，从无九宫格描红之类功课。我写的时候他不多管我，偶尔经过看看，不说话便走开，意味着还看得过去，看不下去时就一个字：“笨！”接着再看。若是仍无起色，一般不会有第二个“笨”了，直接挥手让我站到一旁，他坐下写几笔，起身便走，也不和我多费唇舌。类似地，问他某字，他说去查字典；问他某事，他说去翻书。他有位老友，将小女儿送来学写字，那姑娘大我几岁，秀气腼腆，握笔的手更比性情拘谨，结果是学的战战兢兢，教的不胜其烦，不到一年便无疾而终。外祖母说他“不会教人”。他说：“看都看不会，还教得会？”又说：“本事都是学会的，没得教会的。”我想，男人和女人对于教育是有天然分歧的，谢安夫妇就是很好的例子。女人要的是系统化指标化可以随时和别人家孩子横向比较的教育成果，所以夫人发问了：“那得初不见君教儿？”谢安想不通了，这帮小子成天跟着我，见样学样，还待怎地？于是答道：“我常自教儿。”中国的学术传统，身授重于言传是极要紧的，孔夫子对弟子们说，“吾无隐乎尔”，就是这个传统的源头。“无隐乎尔”，朝夕相处，一切都展示给你们了，这就是无上的教导，哪里还别有秘笈呢。现代的教育体制，从小学到大学本科只能算基础教育，到研究生以上才得以成为开始学问进阶的及门弟子，准备的过程漫长如斯，其实家学和师门的渊源就尤其可贵，但在文化破坏之后成长起来的无学的人群中，谁在乎这个呢？即如我自己，当不得不和八岁的儿子分别时，内心除了一步一回顾的父子之情，那种斯文断绝的哀伤和痛惜，也是无可告诉的。
回到故乡，生活再入常规。虽然在战时，远离战火的四川也并不如何的凋敝。善伯公学兼新旧、见识广博，又与人为善、正直公平，自然是知识界和商界的代表人物。十来年间，他有事可做，有书可读，家庭和睦，宾朋满座，也算一段不枉为人的岁月。
1949年的政权更替，发生的时候并不是人人都有天地翻覆之感。善伯公与旧政权有失望而无瓜葛，与新政权有期待而无抵触，觉得执政治国总归要有理有法的吧。起初借重他的声望和能力，称他为进步人士，证据是他掩护过地下党—确有其事，不过那地下党乃是尧老的公子。他被邀请做了几天副县长，后来是查不到正式记载了，大抵是别一种应景的五日京兆吧。据外祖母说，是开过会领过工资的，后因工商联事多，遂由另一位邓先生接任。实际发挥他作用的位子是工商联主任，当时川西尚未从战乱中恢复，十八军入藏又须筹办大量物资，他百计张罗，实有汗马之劳。他认为一个地区的工商业发展必须有相当数量的会计人才，于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创办了乐山首个会计讲习班。正当他埋头做事，无论魏晋的时候，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有人总结说：“民革因是些降将，本就抬不起头。三反五反收拾了民建。反右的打击重点，就是民盟和农工。”善伯公不幸正巧是民建一员，于是就不免先行一步了。
之后的历次大小运动，善伯公无一例外地首当其冲。后来拨乱反正了，胡乱退了些不打紧的杂物，善伯公挑了一把长约三四寸的裁纸小刀给我做纪念，是多年前遍能大和尚给还是学童的大舅的礼物，抄走后还入选过阶级斗争展览，标注说明是遍公送给善伯公的“杀人凶刀”。善伯公很认真地对我说过，东西都无所谓，但若见到尧老的字，落款是给他和肇谟公的，一定要追究，因为那必是非法抄家时所流失之物。
其后的几年，善伯公着力于乌尤山、峨眉山的寺庙景观恢复。他去世时我不在他身边，他自己也不曾料到如此迅疾，临去前几天还说等我回去要再讲一遍《文心雕龙》。我闻之歔欷，蓦地想起我还不及饭桌高时，在油灯下听他讲《中国小说史略》—那时除了《毛选》以外，大抵也只有鲁迅的若干种官本集子可读。其实《文心雕龙》固然讲一遍有一遍的不同，但我受教于善伯公的，更多是随时随事的见识，那是源自读书而又在读书之外的。是他让我懂得学问，懂得人生，不致沦为操切乖张之徒。
我四五岁时，一次跟他上街，有人指着我问他：
这娃儿是哪个？
孙儿。哪个的？元春的。哦，那是外孙嘛。啥子内孙外孙，就是孙儿嘛，除了姓不同，一样的。
我本能地厌恶那人似乎在强调我是外孙，所以善伯公的答话令我顿生向慕和感激。多年后读《唐语林》至姚崇说“外甥自非疏，但别姓耳”，不禁喟然，原来古今之通人，非惟见地，连言辞都如出一辙。
另一件细微而我记忆颇深的事，是在十多岁时，某日帮厨打杂，给西红柿去皮，边做边念叨：开水烫过，冷水一惊，剥起来无比的爽利啊，难怪张献忠剥人皮……却听得善伯公在旁低喝一声道：“下流！”我立刻住了嘴—善伯公素无恶口，“下流”二字乃是他鄙薄愤恨到极点时才有的斥责。自此以后，我每见惨酷无人道之事，眼前总仿佛又看到善伯公那沉郁而悲悯的神情。已经很久了，一说到人文关怀、人道精神，往往必称西方，难道中国的传统中不曾有人性的光辉？孔曰爱人，孟曰取义，尧曰不虐无告，曾子曰哀矜勿喜，在无数次的社会崩溃和文化摧残之后，这一切都成为了风干的羊头，他们离我们已经太遥远，遥远得似乎不曾存在过。
上大学之前，我向善伯公请示过专业的选择，他答得很简单：谋生百业皆可，学问唯其所好。我听了笑，他也笑，说：再送你一副袁子才的对子，“不读书便是低天分，行刻薄真乃大糊涂”，写在一枚自制的小书签上给了我。我懂得他的意思，虽然近于常谈，但确实是出于起码的学术良心。章太炎也曾说，学者须别有职业糊口，学问事业乃得独立而不致曲学阿世。文辞和书法，善伯公对我是有所期许的，他唯一幸存的早年墨迹《临圣教序》也给了我，而我至今无一事可以告慰于他。刚学写字时，遍公逗我道：“你长大了跟人说，你写字，邹善伯磨墨，遍能抻纸，看有人相信不？”我驻笔咧嘴而笑，不无得意。那时不知惜福，如今徒伤怀抱。无论书法还是别的什么学问，我都无本事亦无资格高谈阔论，只好就记忆所及之见闻，随想随谈，亦即蜀人所谓“摆龙门阵”也。
善伯公讲：作字之法，重在执笔。大字运肘，小字纯用腕力。
碑、帖不可偏废。取法以墨迹为宜，然碑刻之传神者亦别有妙处。至于楹联匾额，勾勒功夫尤其要紧，非善手不能为。刻工好，大可增益其能、掩护其短；反之，则面目尽失、精神全无。
唐人重法，宋人取意。学书由颜柳入手亦可谓捷径，虽末流不失为抄书匠也。观颜真卿手迹，笔法与写碑另有不同。宋人墨本留存尚不少，尤宜揣摩。
作字若无书卷气，则必生匠气。
诸体悉备，方可称得书家。若千篇一律，纵使精熟，亦不过可备员书吏而已。
论书亦须书家，如孙过庭之撰《书谱》。手下来得，才不致信口雌黄。书品高下，笔法之外尤关气度。所谓字如其人，即是风度相似，若引申比附到政治上的成败顺逆，就不可与言了。
书体的衍变须了然，笔法的师承须留意，但不可以囿于门户之见。真正的大家是时代限制不住的。
凡此种种，大多得自闲谈。善伯公假如在美国大学里教书，学生给他的Teaching Evaluation绝不会到3分以上：他没有系统的讲义、甚至不耐烦系统地讲解，从不鼓励，唯有斥责。以写字为例，我是边识字边摹帖的，从无九宫格描红之类功课。我写的时候他不多管我，偶尔经过看看，不说话便走开，意味着还看得过去，看不下去时就一个字：“笨！”接着再看。若是仍无起色，一般不会有第二个“笨”了，直接挥手让我站到一旁，他坐下写几笔，起身便走，也不和我多费唇舌。类似地，问他某字，他说去查字典；问他某事，他说去翻书。他有位老友，将小女儿送来学写字，那姑娘大我几岁，秀气腼腆，握笔的手更比性情拘谨，结果是学的战战兢兢，教的不胜其烦，不到一年便无疾而终。外祖母说他“不会教人”。他说：“看都看不会，还教得会？”又说：“本事都是学会的，没得教会的。”我想，男人和女人对于教育是有天然分歧的，谢安夫妇就是很好的例子。女人要的是系统化指标化可以随时和别人家孩子横向比较的教育成果，所以夫人发问了：“那得初不见君教儿？”谢安想不通了，这帮小子成天跟着我，见样学样，还待怎地？于是答道：“我常自教儿。”中国的学术传统，身授重于言传是极要紧的，孔夫子对弟子们说，“吾无隐乎尔”，就是这个传统的源头。“无隐乎尔”，朝夕相处，一切都展示给你们了，这就是无上的教导，哪里还别有秘笈呢。现代的教育体制，从小学到大学本科只能算基础教育，到研究生以上才得以成为开始学问进阶的及门弟子，准备的过程漫长如斯，其实家学和师门的渊源就尤其可贵，但在文化破坏之后成长起来的无学的人群中，谁在乎这个呢？即如我自己，当不得不和八岁的儿子分别时，内心除了一步一回顾的父子之情，那种斯文断绝的哀伤和痛惜，也是无可告诉的。
如果要我来评善伯公，我就说他是绝代士君子。以传统而言，中国的士大夫，很类似英国的gentleman，他们是立国的依赖，社会的中坚，各种人才的综合储备。作为书家，善伯公和尧老都可称一代之才人，却也并非钟张二王之伦，历史略去他们，和千百年来略去许多俊彦之士一样，基本无伤轮廓。文章学问，也大抵如是。善伯公全面成就不及尧老，然而尧老多福多寿，优游自在，善伯公则方当壮岁即荒废二十余年，但他在最后的十年间，稍得苏息，不仅尽复旧观且能更上层楼，传老师的衣钵之外别有自立，其聪明亦不可及。终其一生，善伯公的功业声名远不能与才力相称，然而有什么法子呢，生而适逢历史的弯道，命矣乎。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魏子安的诗，常为俗人引用以发酒肉感慨，实不如唐寅“一失足成千古笑，再回头是百年人”意思深长。唐伯虎是善伯公所爱，他说，明四家中，唐伯虎高出甚远，此人终生坎坷，笔法始终鲜嫩，胸中定无俗气。我就中摘出三个字来做这篇文字的题目，善伯公应当喜欢的，愿上天慰籍他高贵的灵魂。历史拐一个小弯，就销磨尽好几代人，落实到具体，就不知有多少人的生死，多少家庭的离合。人生苦短而又无常，世间总有太多的悲酸。善伯公后半生的厄运，正是那一代人遭遇的缩影。我纪念他，也是纪念和他同样的人们；我为他叹惜，也是为那个时代、为我自己叹惜。
百年的路，我也已行将半程。人生本似朝露，却还不能如露般无声无息地化去，而生出诸多的梦幻泡影。尧老和善伯公，他们的一切都已随风而逝，只是我心底还未免有情。归与归与，乌尤塔下绿波摇，也是我归去的时候了。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魏子安的诗，常为俗人引用以发酒肉感慨，实不如唐寅“一失足成千古笑，再回头是百年人”意思深长。唐伯虎是善伯公所爱，他说，明四家中，唐伯虎高出甚远，此人终生坎坷，笔法始终鲜嫩，胸中定无俗气。我就中摘出三个字来做这篇文字的题目，善伯公应当喜欢的，愿上天慰籍他高贵的灵魂。历史拐一个小弯，就销磨尽好几代人，落实到具体，就不知有多少人的生死，多少家庭的离合。人生苦短而又无常，世间总有太多的悲酸。善伯公后半生的厄运，正是那一代人遭遇的缩影。我纪念他，也是纪念和他同样的人们；我为他叹惜，也是为那个时代、为我自己叹惜。
百年的路，我也已行将半程。人生本似朝露，却还不能如露般无声无息地化去，而生出诸多的梦幻泡影。尧老和善伯公，他们的一切都已随风而逝，只是我心底还未免有情。归与归与，乌尤塔下绿波摇，也是我归去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