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前身“联合国译员训练班（部）”成立45周年。2024年8月，北京外国语大学姚斌教授对译训班第7期校友华忠超老师进行了访谈。华老师从事联合国文件翻译工作30余载。他对待翻译工作一丝不苟，不仅精于翻译实践，而且还擅于反思和总结，愿意为后来者提供指导。在访谈中，华老师回顾了他学习考入联合国译训班和在译训班学习的情况，他在联合国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和体会，分享了他对当前人工智能技术与翻译行业未来发展的独特见解，并对有志从事翻译事业的年轻一代提出了宝贵建议。
姚斌：华老师，您好！今年是“联合国译员训练班（部）”（以下简称“译训班”）成立45周年，非常感谢您接受此次采访。我想借此机会请您简要回忆一下当年考取译训班的情况。当时您是在哪里学习的？您是怎么知道译训班考试的？为什么选择报考译训班？
华忠超：当时我已经在工作了。1982年，我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后当了一名英语导游。当时没有互联网，译训班的招生广告是发布在各大报纸上的，我记得是在上海《文汇报》上看到的。早先也已有同学考上了译训班。在同学和同事们的鼓励下，我决定尝试一下，边工作边复习。我很高兴被成功录取，并于1985年 9月正式开始在北外译训班学习两年。
为什么考译训班？总体上来说是一种追求吧，追求人生的进步，觉得这是一次机会，不妨一试。具体来说也就是自己对翻译感兴趣。当时除了做导游翻译外，我已经开始在工作之余为一些刊物翻译文章了。
姚斌：在您进入译训班之后，学习情况是怎么样的？当时都学习了哪些课程？学习过程中有什么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学习、生活、实践等方面）？您觉得在译训班学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华忠超：年代久远，记忆有点模糊了。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家不要命似的学习。译训班两年只是给你创造了一个深造的机会，最后毕业时还需要经过联合国严格的录用考试，水平不行的话是要被刷下来的，因此不能掉以轻心。
译训班的课程主要有笔译实践、交传、视译和同传等，都是围绕联合国的会议和文件内容的，聚焦于实战。做口译练习用的录音和做笔译练习用的文件都是当时联合国翻译部门正在使用的内容。当时的老师基本上都有过在联合国翻译部门工作的经历；还有相当一部分老师是译训班前几届的毕业生，他们毕业后去联合国工作了若干年又回来任教，因此实战经验都很丰富。
此外，译训班还开设一些相关的辅助课程，如联合国概况、国际经济、第二外语和语言学等。译训班还曾邀请一些知名专家来上课，如国际知名的翻译家尤金·奈达（Eugene Nida），他以《圣经》翻译为例，为我们讲解他的动态对等理论。当时国内系统性的翻译理论研究还刚起步，因此大家都觉得很新鲜。
译训班的学制为两年，第一学年不分口译与笔译，二十位学员修同样的课程；到第二学年分同传与笔译专业，由学员自由选择。我选择了笔译。
总之，两年的课程很紧张，要学的东西很多，也让我获益匪浅。这些课程除了让我提升了翻译能力，在语言、联合国事务和国际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知识有了一个大大的飞跃以外，还帮助我确立了一个明确的职业目标——如果说我原来对自己今后的职业方向犹疑不定的话，这两年的学习为我一生的职业生涯指明了方向，并奠定了发展的基础。这主要得益于老师们的精心辅导以及与同学的交流和沟通。老师们学养深厚，教学经验丰富，诲人不倦；置身于一群积极向上、思想活跃的同学中间，并通过与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一起讨论和交流，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姚斌：您从译训班毕业后去了哪里工作？您觉得在译训班所学的内容，对您工作最大的，或者说具体的帮助是什么？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吗？
华忠超：译训班毕业时，我通过了联合国的中文笔译员录用考试，进入联合国的聘用名单，等待聘用。待聘时间短则几个月，长则数年。这期间许多同学去了外交部，我则回原单位重操旧业。当然，在译训班所学的专业知识本身与旅游行业没有直接关系。但总的来说，这两年的学习提升了我的语言水平，丰富了其他相关知识，这使我的语言自信心和导游解说水平都大有提高。在工作中，我时常被派任一些重要团队的导游翻译及重要场合的翻译任务。同时我还会编译导游材料，负责导游语言培训等工作。
姚斌：您在联合国从事笔译工作多年。在翻译联合国文件的过程中，您遇到过什么样的挑战，您又是怎样应对这些挑战的呢？能不能举几个具体案例？
华忠超：我在联合国工作时首先遇到的挑战是翻译的速度问题。原因之一是，联合国的翻译部门有平均最低工作量的要求；之二是，会议期间经常有急件要翻译，期限很短，需要加急完成。因此，我们在工作时必须集中精神。在赶急件和加班翻译会期文件时，必须保持数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高度聚精会神，这对我们的体力也是一个挑战。我们除了保证良好的睡眠质量和有效的休息外，还要有强健的体质，这样才能顶得住超大的工作压力。
记得2015年底，各国代表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一届缔约方会议上谈判并通过《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时，我和其他同事一起在现场负责笔译。当时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常常是刚睡下就被电话叫醒，需要赶到现场，因为新修订的文件版本又出来了。这时，我们除了见缝插针地休息之外，还需有强健的身体和心理素质，才能保证完成任务。从某种程度上说，翻译也是一项体力活。
团队精神也很重要，不懂就要问，尤其是要向经验丰富的老同事请教。还有就是要建立相关的知识体系，平时多看一些相关专题资料，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和背景。这有助于理解原文，反过来也有助于提高翻译速度和质量。当然，在具体翻译时，还要注意避免过多地纠缠于某个词或某个句子的翻译。在现场时，如找不到最佳的译文，就暂时先满足于次佳（second best）的译文，等以后有机会再讨论。说到这，我在想学校是否可以在让学生掌握翻译技巧的同时，增加一项提高翻译速度的课程内容，或在这方面能否做一些研究呢？我记得首任译训班主任张载梁教授在联合国日内瓦中文科担任科长时曾表示后悔没有在培训中注意翻译速度的问题。
姚斌：谈到翻译速度，如何利用新技术提高译员工作效率是当前翻译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您怎样看待目前机器翻译技术发展对笔译人员的影响？能否结合您的经验，谈谈应用机器翻译的利弊？
华忠超：机器翻译技术当然给翻译工作带来了福音，它已成为我们翻译工作者不可或缺的辅助工具。技术的开发利用不仅应该有利于提高翻译的速度和产量，而且也应该能为译者提供更多的空间，以利于提高他们的翻译质量，乃至改善全部意义上的翻译质量。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译者本身并没有享受到这种人工智能发展的益处。翻译管理部门，或者说对翻译产出有话语权的有关方面，对机器翻译的作用有不切实际的理解，因此不断要求提高翻译的产量。
就联合国文件系统而言，首先我的感觉是，原文文件的篇幅越来越长，原因可以说是人工智能给文字输入带来的革命。以前是手写或者用打字机在纸面上输入文字，作者受精力和时间所限，文件篇幅会有所克制。现在就方便多了，有语音输入，有复制粘贴，图表也有现成的模板。因此，尽管有时对字数有所限制，但依然是“鸿篇巨制”越来越多，导致需要翻译的文件总量大增。而现在的普遍情况是，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译者的工作量层层加码，对单位时间的产量要求日益提高。译者只能疲于奔命，留给他们仔细琢磨的空间已经很狭窄了，产出质量不可能不受影响。这反过来也会影响到机器翻译的质量，因为机器翻译是靠人工翻译“喂养”的。人工智能虽然有学习能力，但它是不分是非、不分对错的。错误的译文，不管内容多离奇，它也照单全收，以后可能就会提供这种错误的译文。后来的译者如果有产量压力，疏于辨别，或者功底欠深，译文中的错误就不会得到纠正。在这种情况下，人工智能就成了推广错误译文或者低质量译文的始作俑者。
机器翻译的另外一个影响，我认为还会造成译者的批判性思维缺失。就联合国翻译而言，我们用的是自己开发的翻译软件，有自己的语料库译文呈现方式，若呈现的是100% 匹配的译文，译者在强大的工作压力下往往会直接采纳，年轻译者更是会想当然认为这是经审校审阅过的内容，更不会去深入思考。这样会导致译者对原文语境的不求甚解，甚至是错误的译文被一再选中。有时会有几种译文并存的情况，但机器是不会选择优劣，把最好的译文放在前面的。这就需要译者自己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辨别和甄选，不然就会出现“劣胜优汰”的情况，糟糕的译文会被看作是标准或正确的译文。此外，机器翻译的语言质量也往往需要改进，译文会夹杂大量的冗词，使用不精确的同义词，句法拖沓累赘，这常常需要精心修剪。译者在巨大的压力下没有精力和时间改善译文，更没有精力和时间去积累专门知识、修炼自己的语言素养，导致错误的译文和文字质量低劣的译文横行于世，影响了整体的翻译质量，乃至整个中文出版物的文字水平。
以上是个人所见，如属实，就足以应该引起翻译界从上至下的高度关切了。
姚斌：您觉得对有志于在未来从事联合国文件翻译的年轻人来说，应该从哪些方面做好准备？
华忠超：首先当然是语言功底，语言能力是所有专题翻译的基础之基础，联合国文件翻译也不例外。联合国语言部门每隔几年举办的招聘考试，也主要考查考生的语言能力。就中文翻译而言，主要是从英文（最好还有第二外语）译入汉语的能力。联合国，尤其是语言部门，在大力推动多语言能力建设，以前承认中文的特殊性，不要求从英语以外的联合国正式语文译入汉语，即原文如果是英文以外的正式语文，一般是等到相关语文科译成英文后，再从英文译成汉语。现在则要求尽量从原文，即任何联合国正式语文的文本译成汉语。因此如果能掌握一门英语以外的联合国正式语言，对于入职联合国从事翻译工作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其次是专题知识方面，如人权、气候变化、国际法、贸易和发展等方面的知识，这些不妨在入职后进一步努力加强。但在准备阶段，我们除语言外还是要尽量多关注国际时事，有针对性地多看一些国际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文章，中英文的都要看。另外，我想说的是，正如我前面提到的联合国翻译与其他类型的翻译具有共性，因此不要以为把几年的精力花在联合国文件翻译上，万一未被录用就白费劲了。不，任何的努力都是有用的，伴随这些努力而来的语言能力的提升和知识面的扩大，不论今后从事翻译职业还是其他职业，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姚斌：请您给年轻一代的译员提一些建议，他们应该在今天这个时代，特别是在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怎样做好翻译工作，规划好自己的职业发展？
华忠超：我觉得首先是要热爱翻译这一行，要持之以恒。如同其他职业一样，翻译职业要求一个人除了有天生的悟性外，还要有不懈的努力和经验的积累。要踏踏实实，不要热衷于走捷径，语言是活的，翻译技巧是死的，成熟的译文一定不是仅仅靠技巧做出来的。要精益求精，认真对待每个词、每句话和每个段落，日积月累，假以时日，定有长进。语言在不断变化，翻译过程中也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因此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与时俱进。
技术的高度发展为我们翻译工作带来了机会，也带来了挑战，同时也给翻译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机器为翻译提供便利，例如在提供参考和统一词汇等方面能发挥关键作用，有时也能提供一些不错的译文，但它永远需要人工的喂料和改进，这就给我们翻译学生或年轻译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的翻译能力一定要提高到超越机器翻译的能力，才能判断出机器译文的优劣，决定哪里需要改进和如何改进。
如何提高翻译能力则因人而异。我的体会是：有针对性地读书，花时间读几本语法或语言学类的著作，英语的和汉语的都要读，这样才能做到知己知彼，一方面可看透原文不同用词造句的真实用意，另一方面可运用汉语强大的词语储备和构词手段以及灵活多样的句法知识来应对可能出现的翻译挑战。另外还要多读一些经典名著，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包括文字修养，当然也不能忽略对当代时政类文章的阅读。总之，做个好的翻译工作者，任重道远，但若能持之以恒，必有所获。
华忠超
原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中文翻译科资深审校。
姚斌
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副院长。
* 本文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双一流”重大（点）标志性项目“多语种翻译教学理论与实践”（项目批准号：2022SYLPY003）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