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漆器

　　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和谢安等41位名士，聚会于兰亭。众人饮酒作诗，好不开心。其间，他们玩起了曲水流觞：众人坐在水渠的两边，在上游放一酒杯顺流而下，酒杯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必须作诗，作不出来就要把酒喝了。

　　在曲水流觞这种从西周流传下来的习俗中，除了才华和美酒，觞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觞是漆器饮酒器，轻盈且防水。觞造型为椭圆、浅腹、平底，两侧有半圆形双耳，不但有利于漂浮，也适合拿放。

　　漆器“涂漆为饰”的古老工艺，在中华文化史上熠熠生辉。作为瓷器的“并肩者”，漆器不仅展现了中华匠人的高超技艺，更蕴含了深厚的文化意蕴。然而，随着工业化的冲击，漆器逐渐淡出生活，成为博物馆中的静默遗存。今天，我们试图重拾漆器的故事，追溯其历史、工艺与文化内涵。

曲水流觞

漆器虽美，但工艺及其繁杂

漆器是什么

　　漆器，简言之，就是以木材、竹、皮、陶、金属等为胎，通过涂漆、修饰、打磨而成的日用品或工艺品。涂漆的过程看似简单，但每一步都蕴含匠人心血。漆液在胎体表面固化后，形成一层坚韧且稳定的漆膜，既能抵御酸碱侵蚀，又能赋予物品光泽与耐久性。

　　这种“逆时间而行”的力量，正是漆器的独特之处。无论是战国时期的彩绘漆盘，还是秦汉时期的堆漆盒，这些千年遗物在现代人眼中依然熠熠生辉，仿佛一面流动的文化镜子。

收集生漆

被反复收集生漆的漆树

漆从何来

　　“漆”字蕴含“木”与“水”，指代漆树韧皮部流出的乳白色汁液。割漆是一种危险的精细活儿。漆农用刀在漆树上划出“V”形口，汁液如同血一样流出，滴入壳状小碟中。

　　这种天然漆，也称生漆或大漆，在空气中氧化后，会逐渐变为坚硬的黑褐色漆膜。正是这种特性，使得漆器能够抵御风雨侵蚀，在时间长河中保存完好。生漆还可以经过一系列工艺，进一步制成含水量更低的熟漆。熟漆的黏度和氧化后的硬度都比生漆更高。

　　然而，生漆也是一把“双刃剑”。它虽然耐磨抗菌，但对人体皮肤有强烈的致敏性，割漆人往往手臂红肿，甚至留下疤痕。不过，湖北恩施的漆农将生漆视为药物，认为“吃漆”能杀蛔虫，甚至提高免疫力。这一做法在《本经》《本经逢原》等古代文献中亦有记载，漆既是工艺原料，也是医药资源。

关于漆器的最早文字记录出自哪里？

　　关于漆器最早的文字记录可以追溯到战国时的《韩非子·十过》，其中记载“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裁）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

　　战国时期，中原地带已经开始讲究“专业分工”，连漆树都有专人管理。其中，庄子的履历颇为亮眼——曾任“漆园吏”，一位顶着光荣头衔的公务员。《庄子》中有记载：“漆可用，故割之。” 这是中国最早关于天然生漆采集的文字记载。

河北隆兴寺隋代干漆夹纻佛像

漆器的多彩载体：胎

　　漆器的工艺之繁复，首先体现在“胎”的选择上。所谓胎，指承载漆层的基体，它决定了漆器的结构和用途。从木胎的轻便、夹纻胎的可塑性到金属胎的坚固，每一种胎体都讲述着漆器工艺的进化之路。

　　木胎是漆器历史最悠久的载体，其轻便和易得的特点使其在早期漆器中占据主导。木胎的制作技艺包括琢、旋、卷等，其中卷木工艺尤为独特——通过将薄木板卷曲成型，并用漆灰和麻布固定，既克服了圆形器物制作的困难，也让胎体更加轻盈。

　　夹纻胎则是一场工艺革命。通过多层麻布与漆灰叠加，夹纻胎不仅重量轻、外表光洁，还能制作出复杂的非对称造型。这种技艺在佛教传入中国后被广泛应用于佛像制作，成就了“夹纻像”这一文化瑰宝。

　　金属胎是奢侈品中的“硬核担当”。其抗腐蚀、耐高温、不易碎的特性，使其成为王公贵族的最爱。在青铜器上涂漆，不仅增强了视觉美感，也有效减缓了青铜的氧化速度。

漆器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

　　为什么漆器在战国时期进入空前繁盛阶段呢？

　　第一是社会分工推进。战国时期，奴隶制逐渐被封建制取代，大大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导致更多的劳动力脱离农业，进入手工业，其中就包括漆器业。战国中期时，漆器业甚至脱离木器业而独立门户。

　　第二是战国时期冶铁技术有一定发展。相比铜器，铁器更加锐利、坚韧、耐用。铁器的普及，大大地提高了木胎、竹胎漆器的生产效率。

　　第三是当时的统治阶级沉迷于物质享受，集众多优点于一身的华美漆器受到统治者们的青睐，间接推动了漆器的发展。当时楚国的漆器制造水平和规模领先其他诸国，这是因为楚国不但幅员辽阔，而且气候湿润，盛产漆树，由此，楚国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漆器工艺。

明万历雕漆盘龙（木胎）

清剔红春寿宝盒（木胎）

现代工艺漆器（金属胎）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朱漆碗

回顾中华漆器历史

　　浙江余姚的井头山遗址，出土了我国迄今发现的年代最古老的漆器，其制成时间距今约8300年。此外，跨湖桥文化遗址出土的漆弓，与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漆碗，都表明漆器在石器时代就已被中华先民所使用。这个时期的漆器以实用性漆器为主，比如盘、碗、豆、觚等，工艺也以素髹（xiū）为主，主要为单色。

　　进入商周，漆器和尊贵的青铜器一样，成为王权阶层的用品。此时的漆器频繁采用红黑两色，纹饰也更加复杂，漆器的装饰功能开始凸显。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商朝首次出现了镶嵌金箔片的漆器。

　　西周时期，彩绘和镶嵌成为两种最主要的漆器装饰技法。漆器的范围从基础的生活器具，拓展至兵器、车辆、乐器等物件。

　　战国时期见证了漆器的第一次大爆发。与沉重的青铜器相比，轻薄的漆器使用起来更便捷，还具有保温、耐腐等青铜器所不具备的特点，再加上奴隶制被逐步瓦解，青铜器的地位随之衰落，漆器很快取代了青铜器礼器王者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漆器的数量相对较少，可能是受到青瓷制品盛行的影响。工艺方面，较为突出的是夹纻造像、斑漆和绿沉漆等几种。另外，漆器还与绘画相结合，突破了平涂的局限，出现了晕色新技法，画面的立体感极大增强。

　　唐宋元三代，漆器工艺门类已经基本齐备，一色漆、描金、堆漆、雕漆、戗（qiāng）金和螺钿等都已发展比较成熟。尤其在唐代，“金银平脱技法”和“雕漆技法”的出现让漆器装饰更加华丽精美，可以说在艺术上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讲求素雅的两宋，不仅在瓷器上凸显出简洁美，漆器也最流行一色漆，之前战国、秦汉时期盛极一时的彩绘至此变成纯粹的漆色。而且，漆器工艺在宋代发展愈加多元化，从考古发现及传世收藏来看，素髹、描金、戗金、雕漆、嵌螺钿等工艺都有实物可以见证。

　　秦汉时期的漆器承接了战国的辉煌，在材料和技术上进一步升级，形成了漆器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在工艺上，除了沿用战国时期的描绘和针刻等工艺外，汉代漆器还流行堆漆、镶嵌、釦（kòu）器、雕镂等十几种技术。在造型和纹样上，汉代的漆器也比战国的漆器更加丰富。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共出土了500多件漆器，绝大部分都有装饰工艺，是迄今各地考古发掘中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一批。

　　元代，由于等级制度的施行，工匠由“匠”变“奴”，让工匠在创新上失去了动力，不过，雕漆工艺却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比如，张成、杨茂是当时最著名的雕漆工匠，以用漆肥厚、雕工圆润、藏锋清晰著称，代表了元代雕漆的最高水平。

　　明代，工匠们从元朝工奴身份的官营手工业“匠户”中解放了出来，获得了一些自由劳动的机会。由此，漆器发展迅速，生产遍及全国。到了明代晚期，除雕漆外，填漆、螺钿一类的工艺也十分流行，填漆与戗金技法结合，形成了全新技法——戗金填漆。

　　清代，各种漆器工艺品种已经齐备，尤其是乾隆时期，多种漆器工艺技法巧妙融合，将中国的漆器艺术推向了又一座高峰，苏州雕漆、扬州镶嵌、贵州皮胎、山西款彩、福州脱胎等，各地制漆业日益活跃。遗憾的是，到了清代后期，随着国势的衰颓，漆器工艺和其他工艺一样逐步衰退。

清代雕花漆花瓶

红与黑：漆器的文化密码

　　漆器之美，美在红黑两色的交织。早期漆器因天然漆的氧化，呈现黑褐色，后加入矿物颜料朱砂或赤铁矿，红色逐渐成为主色调。黑与红的搭配，不仅是视觉上的对比，更蕴含深刻的文化象征。

　　黑色代表道家的无为与宇宙的混沌，而红色则是儒家对礼仪和权力的诠释。西汉时期，刘邦规定“朱户漆门”专属王侯，以此彰显红色的尊贵。在文化与权力的双重加持下，红与黑成为漆器最经典的色彩表达。

“漆器”为什么现在不普及了？

　　既然漆器历史悠久，天然漆在许多特性上也要优于现代工业涂料，为什么如今生活中用得不多呢？

成品大漆

　　原因一：漆树少、产量低。

　　在我国，虽然漆树的分布很广泛，但跟其他的常见树相比，漆树的数量非常少，而且，漆的产量也很小。另外，采漆这个工作也很不好干，采漆人起早贪黑，跋山涉水，一刀一刀割生漆，不仅辛苦，还得面临生漆过敏的风险，所以，采漆界有这么句话，叫作“百里千刀一斤漆”，道尽了采漆工作的不容易。

　　原因二：善于割漆的人不多

　　割漆是个纯手艺活，难度大，对技术要求高，专业人才很少。比如说，如何选择割漆的位置才能采到漆液？如何能在树上割出合适大小的口子而不至于割死漆树？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采漆？对应不同的漆树使用什么不同的刀法？这些问题，每一个都考验着割漆人的手艺，也影响着生漆的产量。

　　原因三：化学工业的冲击

　　毕竟，大家日常生活里大量需要漆，如果都使用生漆根本不可能，所以，我们在现代生活中提到漆，都会先想到化学工业油漆而不是生漆，甚至不认识生漆。可以说，漆器还在，但输给了实用性和成本。

　　虽然漆器具有一系列优点，但受制于生漆数量有限、加工费时、成本过高等因素，时移世易，曾经熠熠生辉的漆器退出了主流生活用具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