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到合肥读大学的时候，有次逛街，无意中在城隍庙附近发现了一家无名书店。也许它是有名字的，只是名字不显眼，我便从来没有注意过。
书店在城隍庙附近的一排老房子中间，又破又旧，真像是住在回忆里的一栋房子。书店只有十几平方米，用红纸在门口贴着“杂志特价”四个大字。书店也没有什么装潢，里面除了几个书架，就是几张大桌子，桌子上堆满了过期的杂志，甚至过道的地上堆的也都是杂志。因为门一直敞开着，所以书架上的书蒙上了灰尘。
老板是个四十岁上下的中年男子，应该是个文艺青年，他戴着一副眼镜，坐在门口的柜台前。你走进他的书店，他也不会特别热情地和你攀谈，更不可能给你推荐杂志。在我的印象中他不善言谈，好像他开这家书店就是为了自己看书方便。我甚至怀疑书架上那些看似有些旧的书，都是他翻烂的。
那些杂志大都是过期的，有去年的、前年的、几年前的……每本杂志都被重新标价，前年的一元一本，去年的两元一本，厚一些的纯文学期刊三元一本。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可谓是发现了“宝藏”。
那个时候我刚从一个小乡镇到大城市，最让我流连忘返的就是这个城市的书店了。只可惜，学生时代的我并不富裕。对于那些新华书店和图书中心，我也就是坐公交车去看看书名，解解眼馋。即使看见一本喜欢的书，第一眼看封面，第二眼就看封底，定价太高的书我会立马缩回手，装作不喜欢的样子离开。
而这个无名书店，给了我极大的安全感，起码我不会因为看到书的定价就赶紧缩回了手，好像进去之后腰杆也直了。如果我愿意，我可以不假思索地买上几本，再也不像在别的地方，还要用假装不喜欢来掩饰自己的窘迫。
周末，我就背着空书包，坐一段路的公交车到达无名书店。很多时候，我甚至刻意错过有空调的公交车，因为空调车的车票是两块钱，而我想：一样的路程，却因为路上享受一会儿空调而把买一本杂志的钱享受没了，这在我的价值观里是划不来的。
有时候，我会在那个书店待一个下午。冬日的午后，透过那扇敞开的大门，我能看见屋子里空气中的粉尘在阳光下发亮，甚至能看到从老板那臃肿的黑色棉袄里跑出来的白色的丝线，可是这又有什么影响呢？这个书店的老板不像其他店的老板，笑容可掬地跟着你，让你有种不买点什么就对不起人家的愧疚感。其貌不扬的装修，一块钱一本的杂志，能进来的都是诚心爱书的人。我就在那小小的拐角席地而坐，一看就是一下午。
我在夕阳还未落下时挑选自己喜欢的杂志，就像男生为心爱的女孩挑选鲜花一样，走出花店的那一刻，眼里满是对未来的期望。我也总是那样，每次二十块钱装满一书包杂志，心满意足地去赶回学校的公交车，觉得自己肩膀上背的是沉甸甸的梦想。
我的学校在郊区，我总是在站台旁买两个包子当作晚餐。看着一辆辆公交车经过，我执着地等着那辆没有空调的公交车。车内因挤满了学生而变得温暖，我抱着书包坐在座位上，心里满是踏实。
上大学的那几年，我就这样在每个周末如此往返。在那个十几平方米的书店里，老板与我也渐渐变得心照不宣。我选好书后，他帮我装好，甚至整个过程没有一句话语，却像是很熟的老朋友。
那个无名书店里，没有音乐，也没有嘈杂的人声。它隐蔽在那个繁华的街市，偏安一隅。在那里，好像时间都静止了，甚至在不断倒退……我也好像一个不断往后跑，追忆生活的人。有时候看到杂志上一些之前的热点文，我还要开始回忆那些存留在记忆里的事情。
有些杂志已经泛黄，但是在我看来，它们像一件件工艺品，我好像在向过去打听一个个人。我在那里看到了太多出名的作家曾经青涩的文笔、真诚的思想。当别人都在看他们红极一时的作品时，而我好像偏向静处寻，去看他们曾经少有人问津的作品。
文化哪里会过时呢？我时常觉得文化就像一壶酒，时间越久远越能品尝出其甘甜。唯有能经得住岁月变迁和时代风霜的，才算是好文章啊。那些过期杂志像一杯杯岁月的酒，而我这个贪婪之人喝了一杯又一杯，早已醉在那个曾经的世界里。在那里，我从不觉得孤独。
大学毕业时，我已经在无名书店里看了太多杂志，甚至可以说出上百家杂志的风格、栏目，以及常刊发文章的作者。
后来，我离开了合肥。我还是很怀念那个无名书店和二十块钱一书包的杂志。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背着书包等公交的自己，脸颊通红，眼里全是星辰大海。
几年后，我又回到合肥，城隍庙的那排小房子变成了高楼，那个无名书店也不见了，它仿佛随着那些过期杂志消失在了过去；而我却忘不了那个中年老板伏案看书的场景，好像生意的好坏都与他无关，他早已随着书里的人神游去了。
我再也不是背着书包赶公交车的十八岁女孩了，再也不是为了省一块钱甘愿错过一辆辆空调车的女孩了。那时候，我放弃一辆辆带有空调但两元一次的公交车去等待那辆一元一次没有空调的公交车，只为了能多买一本杂志。后来，岁月成了我永远也追赶不上的那辆公交车，而无名书店里永远锁着我的诗和远方。
（摘自《新教育·校园》，有删节）
书店在城隍庙附近的一排老房子中间，又破又旧，真像是住在回忆里的一栋房子。书店只有十几平方米，用红纸在门口贴着“杂志特价”四个大字。书店也没有什么装潢，里面除了几个书架，就是几张大桌子，桌子上堆满了过期的杂志，甚至过道的地上堆的也都是杂志。因为门一直敞开着，所以书架上的书蒙上了灰尘。
老板是个四十岁上下的中年男子，应该是个文艺青年，他戴着一副眼镜，坐在门口的柜台前。你走进他的书店，他也不会特别热情地和你攀谈，更不可能给你推荐杂志。在我的印象中他不善言谈，好像他开这家书店就是为了自己看书方便。我甚至怀疑书架上那些看似有些旧的书，都是他翻烂的。
那些杂志大都是过期的，有去年的、前年的、几年前的……每本杂志都被重新标价，前年的一元一本，去年的两元一本，厚一些的纯文学期刊三元一本。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可谓是发现了“宝藏”。
那个时候我刚从一个小乡镇到大城市，最让我流连忘返的就是这个城市的书店了。只可惜，学生时代的我并不富裕。对于那些新华书店和图书中心，我也就是坐公交车去看看书名，解解眼馋。即使看见一本喜欢的书，第一眼看封面，第二眼就看封底，定价太高的书我会立马缩回手，装作不喜欢的样子离开。
而这个无名书店，给了我极大的安全感，起码我不会因为看到书的定价就赶紧缩回了手，好像进去之后腰杆也直了。如果我愿意，我可以不假思索地买上几本，再也不像在别的地方，还要用假装不喜欢来掩饰自己的窘迫。
周末，我就背着空书包，坐一段路的公交车到达无名书店。很多时候，我甚至刻意错过有空调的公交车，因为空调车的车票是两块钱，而我想：一样的路程，却因为路上享受一会儿空调而把买一本杂志的钱享受没了，这在我的价值观里是划不来的。
有时候，我会在那个书店待一个下午。冬日的午后，透过那扇敞开的大门，我能看见屋子里空气中的粉尘在阳光下发亮，甚至能看到从老板那臃肿的黑色棉袄里跑出来的白色的丝线，可是这又有什么影响呢？这个书店的老板不像其他店的老板，笑容可掬地跟着你，让你有种不买点什么就对不起人家的愧疚感。其貌不扬的装修，一块钱一本的杂志，能进来的都是诚心爱书的人。我就在那小小的拐角席地而坐，一看就是一下午。
我在夕阳还未落下时挑选自己喜欢的杂志，就像男生为心爱的女孩挑选鲜花一样，走出花店的那一刻，眼里满是对未来的期望。我也总是那样，每次二十块钱装满一书包杂志，心满意足地去赶回学校的公交车，觉得自己肩膀上背的是沉甸甸的梦想。
我的学校在郊区，我总是在站台旁买两个包子当作晚餐。看着一辆辆公交车经过，我执着地等着那辆没有空调的公交车。车内因挤满了学生而变得温暖，我抱着书包坐在座位上，心里满是踏实。
上大学的那几年，我就这样在每个周末如此往返。在那个十几平方米的书店里，老板与我也渐渐变得心照不宣。我选好书后，他帮我装好，甚至整个过程没有一句话语，却像是很熟的老朋友。
那个无名书店里，没有音乐，也没有嘈杂的人声。它隐蔽在那个繁华的街市，偏安一隅。在那里，好像时间都静止了，甚至在不断倒退……我也好像一个不断往后跑，追忆生活的人。有时候看到杂志上一些之前的热点文，我还要开始回忆那些存留在记忆里的事情。
有些杂志已经泛黄，但是在我看来，它们像一件件工艺品，我好像在向过去打听一个个人。我在那里看到了太多出名的作家曾经青涩的文笔、真诚的思想。当别人都在看他们红极一时的作品时，而我好像偏向静处寻，去看他们曾经少有人问津的作品。
文化哪里会过时呢？我时常觉得文化就像一壶酒，时间越久远越能品尝出其甘甜。唯有能经得住岁月变迁和时代风霜的，才算是好文章啊。那些过期杂志像一杯杯岁月的酒，而我这个贪婪之人喝了一杯又一杯，早已醉在那个曾经的世界里。在那里，我从不觉得孤独。
大学毕业时，我已经在无名书店里看了太多杂志，甚至可以说出上百家杂志的风格、栏目，以及常刊发文章的作者。
后来，我离开了合肥。我还是很怀念那个无名书店和二十块钱一书包的杂志。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背着书包等公交的自己，脸颊通红，眼里全是星辰大海。
几年后，我又回到合肥，城隍庙的那排小房子变成了高楼，那个无名书店也不见了，它仿佛随着那些过期杂志消失在了过去；而我却忘不了那个中年老板伏案看书的场景，好像生意的好坏都与他无关，他早已随着书里的人神游去了。
我再也不是背着书包赶公交车的十八岁女孩了，再也不是为了省一块钱甘愿错过一辆辆空调车的女孩了。那时候，我放弃一辆辆带有空调但两元一次的公交车去等待那辆一元一次没有空调的公交车，只为了能多买一本杂志。后来，岁月成了我永远也追赶不上的那辆公交车，而无名书店里永远锁着我的诗和远方。
（摘自《新教育·校园》，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