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儿童医院心身医学科副主任李瑛在心身医学科普通门诊观察到，近两三年来，拒学问题的孩子占比达到两三成，这是2024年6月北京儿童医院单独设立拒学门诊的动因。
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天津等地的“学习困难门诊”也一号难求，首都儿科研究所和南京市儿童医院的“学习困难门诊”每年接诊人数超8000名。
不少医生表示，之所以开设这类门诊，是因为和学习相关的问题更容易首先引发家长关注，可以让家长尽早筛查干预，其次也能够减轻病耻感。
在门诊里，家长才了解孩子
直到进入“拒绝上学门诊”，医生事无巨细地询问了女儿，黎晴才第一次听到女儿真实的想法。
她没有回答出数学课上的问题，被老师罚站批评“女孩学不好”“以后没前途”；在游泳课上，她每次都会呛水，被教练大骂“笨”；有一点儿问题，爷爷就会在家里大吼大叫，让她“呼吸不上来”……
对女儿的这些遭遇，黎晴几乎没有印象，她只是觉得女儿从小内敛、胆小，不爱表达。
与黎晴相似，杨蕾也是在“拒绝上学门诊”里才知道女儿在小学“很不开心”。杨蕾正在与丈夫协商离婚。他们每次争吵，女儿就会表现出头痛、肚子痛的症状。医生告诉杨蕾，这是孩子通过这种方式尝试解决父母矛盾的表现。
李瑛在一场公益直播中强调，孩子们表现出拒绝的行为，这只是他们最外在的症状。上不了学更像一面镜子，照出来孩子自我成长的困惑，在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中的问题，甚至包含社会环境的问题。在临床实践中，第一步要识别并提出问题，然后一一分析并找出可能的系统性因素，再逐一解决这些问题。
但现实中，部分家长即便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也会产生“拒绝”的情况。
比如黎晴，她得到医生的建议是：家里的大人，尤其是爸爸和爷爷“管住嘴”，少吼孩子，让孩子有表达情绪的空间，小孩即便无法每天去学校上课，也应该“迈开腿”，每天走到校门口打个卡再回家，避免陷入封闭状态。
黎晴只是愣了一会儿，表示爷爷估计不会听，然后就更焦急地追问医生：“孩子什么时候可以去上学？孩子学习跟不上怎么办？应不应该办休学，免得老师总是询问。”
她的女儿在一旁从侃侃而谈到逐渐沉默。
在多个拒学、休学的交流群里面，更多的家长认为手机等电子产品才是孩子拒绝上学的根源，甚至有家长极端地表示，“用一次手机打一次，全给他摔了”“越妥协，越给他脸了”。
李瑛不认同这种想法，他认为单凭网络很难构成拒学的原因，孩子能从手机中获得无条件的反馈，不像父母有价值评判。家长应当思考怎么能让自己变得有趣，让孩子觉得与其相处更舒服。
他强调家庭的帮助至关重要，孩子首先会从家庭获得力量，周围环境既可以给孩子带来压力，也能成为孩子获取力量的源泉。
问题不是突然爆发的
许多家长在社交媒体、互助群里讨论“初二现象”“初二病”，即拒学、休学、成绩下滑、焦虑抑郁等问题集中在这一时间段爆发。
实际上，孩子的变化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在做出不去上学的决定前，他们也经历了漫长的挣扎。
52岁的周菲是一个单亲妈妈，去年两个女儿都出现了“拒绝”的情况。大学毕业的大女儿“拒绝上班”，升入初一的小女儿“拒绝上学”。
最初，周菲也“恐慌、焦虑、崩溃”，她站在孩子的床边哭，甚至下跪恳求。直到后来，她选择正视孩子的所有问题。走进孩子的世界，她才意识到，孩子的“拒绝”是在保护自己免受外界的刺激。
过去一年里，周菲每天都会找孩子聊天，最开始孩子避而不见，到后面五分钟、十分钟、半小时地增加，打开心墙，就像“揭开盖子看到背后的黑洞一样”。
在接诊的过程中，李瑛发现家长最常见的困惑是“为什么跟孩子聊天的时候，孩子不搭理”，其实家长们有时会带有目的性地进行沟通，比如哄孩子上学、考好大学、找好工作等。家长经常会希望孩子一边健康快乐，一边考上985。
周菲认为和孩子沟通最关键的是不敷衍、发自内心想了解她们，比如孩子喜欢女团，就和她们一起学最新的女团舞、讨论韩国练习生选拔、去看偶像的演唱会……所以，当小女儿正式提出休学一年时，周菲为女儿勇敢地表达想法感到骄傲。当小女儿表示自己喜欢二次元，周菲送她去画画、陪她去漫展Cosplay（角色扮演）。当大女儿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成，周菲自己做自媒体账号，成为一个有近10万粉丝的博主。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两个女儿今年恢复上班、上学。
不只是原生家庭的问题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心理精神科副主任医师侯正华提到，10月某个下午，他在门诊里接诊的几十个患者，近30%都是中学生，失眠、焦虑、抑郁、自杀、划手、吞药、厌学、网瘾……“这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触目惊心。”侯正华说，“现在的初中孩子比我们当年的高中生还要辛苦。”
周菲的女儿在教育竞争激烈的江苏南通，女儿在学校里的每个时间段都被“卡得很严格”。一个初中生要从早上7点开始，上满5节课。11点半下课后，学校专门设置了“午练时间”，也就是从12点10分做题到1点，然后集体午睡至1点半，继续下午的4节课。在5点放学后，晚自习也将时间延长到8点半。
周菲说：“孩子中午只有25分钟休息、吃午饭，要上下楼跑到食堂点菜，有时厕所和食堂只能二选一。夜里被留堂、布置作业到9点以后。”
除了时间紧张，初中的孩子还要顶住“提前学”的压力，保证学习不掉队。周菲说女儿在初一下学期就被要求学习初二课程，初三一整年用来复习“决战中考”。她不希望女儿这么辛苦，主动向老师要求，不上晚自习，下午放学就回家。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华曾经调研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省份的初高中，发现“提前学”的趋势已经非常普遍，尤其是在高考竞争激烈的地区，小学学初中的课程，初中学高中的课程，高中三年就是专注于高考复习。
杨华在浙江某地的中学调研中了解到，每个班里都有两三个长期抑郁的学生，多个班级里出现过学生自杀行为，患有轻度和短期抑郁症的学生数量更多。
他认为，学生抑郁、拒学现象增多背后有三重因素。首先，班级竞争的压力直接传导至学生；其次，社会竞争的压力通过家庭的教育投入、家长期待传导至学生；最后，学生又在竞争中自我加压，最终超出一个十几岁孩子的承受范围。
复学不是最终目的
李瑛反复强调，家长必须先明白，复学不是最终目的，关键是要看到孩子在改变，更重要的是家庭在改变，不然还会持续引发冲突，并且传递至下一代。
根据李瑛公开分享的内容，当孩子出现“拒学”的情况，家长可以在不同阶段采用合适的策略与方法，总共有五个阶段：
首先是面对和接纳，正视孩子出现了心理问题暂时无法上学的事实，让他们积蓄能量，而不是强迫孩子上学、四处询问快速复学的方式等。
第二阶段是启动干预，包括药物干预、个体和家庭心理干预，以及学校层面的社交干预和适应性干预。
进入第三阶段后，孩子们会经历变化，他们开始能够下楼活动，能够做一些事情了。家长的目标是鼓励孩子积极活动，寻找快乐。比如，孩子能下楼走1000步，或者1500步，就是开始和进步，适当地给予奖励，让他保持这种积极性。
接下来是“假装上学”阶段，这是指孩子在家与学校之间找到的一种过渡状态。每天早上到校门口打卡，然后回到自习室、图书馆里读书，下午去锻炼1个小时，晚上回到家适度使用手机，让孩子觉得这一天很充实。当这样的安排容易被接受后，可以考虑进行微调，增加学习内容，保持学习的多样性和新鲜感。
第五阶段为“过渡上学”。在这一阶段，学习与上学是分开的，只要孩子能坚持上学，学习可以先放一放。比如，最初可以每周参加三个半天的下午课程，无须完成作业，一个月后、一个学期后再根据情况调整。
李瑛表示，家庭不仅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还应该让孩子从中汲取和传递力量。
（应受访者要求，黎晴、杨蕾、周菲为化名）
（摘自《经济观察报》，有删节）
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天津等地的“学习困难门诊”也一号难求，首都儿科研究所和南京市儿童医院的“学习困难门诊”每年接诊人数超8000名。
不少医生表示，之所以开设这类门诊，是因为和学习相关的问题更容易首先引发家长关注，可以让家长尽早筛查干预，其次也能够减轻病耻感。
在门诊里，家长才了解孩子
直到进入“拒绝上学门诊”，医生事无巨细地询问了女儿，黎晴才第一次听到女儿真实的想法。
她没有回答出数学课上的问题，被老师罚站批评“女孩学不好”“以后没前途”；在游泳课上，她每次都会呛水，被教练大骂“笨”；有一点儿问题，爷爷就会在家里大吼大叫，让她“呼吸不上来”……
对女儿的这些遭遇，黎晴几乎没有印象，她只是觉得女儿从小内敛、胆小，不爱表达。
与黎晴相似，杨蕾也是在“拒绝上学门诊”里才知道女儿在小学“很不开心”。杨蕾正在与丈夫协商离婚。他们每次争吵，女儿就会表现出头痛、肚子痛的症状。医生告诉杨蕾，这是孩子通过这种方式尝试解决父母矛盾的表现。
李瑛在一场公益直播中强调，孩子们表现出拒绝的行为，这只是他们最外在的症状。上不了学更像一面镜子，照出来孩子自我成长的困惑，在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中的问题，甚至包含社会环境的问题。在临床实践中，第一步要识别并提出问题，然后一一分析并找出可能的系统性因素，再逐一解决这些问题。
但现实中，部分家长即便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也会产生“拒绝”的情况。
比如黎晴，她得到医生的建议是：家里的大人，尤其是爸爸和爷爷“管住嘴”，少吼孩子，让孩子有表达情绪的空间，小孩即便无法每天去学校上课，也应该“迈开腿”，每天走到校门口打个卡再回家，避免陷入封闭状态。
黎晴只是愣了一会儿，表示爷爷估计不会听，然后就更焦急地追问医生：“孩子什么时候可以去上学？孩子学习跟不上怎么办？应不应该办休学，免得老师总是询问。”
她的女儿在一旁从侃侃而谈到逐渐沉默。
在多个拒学、休学的交流群里面，更多的家长认为手机等电子产品才是孩子拒绝上学的根源，甚至有家长极端地表示，“用一次手机打一次，全给他摔了”“越妥协，越给他脸了”。
李瑛不认同这种想法，他认为单凭网络很难构成拒学的原因，孩子能从手机中获得无条件的反馈，不像父母有价值评判。家长应当思考怎么能让自己变得有趣，让孩子觉得与其相处更舒服。
他强调家庭的帮助至关重要，孩子首先会从家庭获得力量，周围环境既可以给孩子带来压力，也能成为孩子获取力量的源泉。
问题不是突然爆发的
许多家长在社交媒体、互助群里讨论“初二现象”“初二病”，即拒学、休学、成绩下滑、焦虑抑郁等问题集中在这一时间段爆发。
实际上，孩子的变化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在做出不去上学的决定前，他们也经历了漫长的挣扎。
52岁的周菲是一个单亲妈妈，去年两个女儿都出现了“拒绝”的情况。大学毕业的大女儿“拒绝上班”，升入初一的小女儿“拒绝上学”。
最初，周菲也“恐慌、焦虑、崩溃”，她站在孩子的床边哭，甚至下跪恳求。直到后来，她选择正视孩子的所有问题。走进孩子的世界，她才意识到，孩子的“拒绝”是在保护自己免受外界的刺激。
过去一年里，周菲每天都会找孩子聊天，最开始孩子避而不见，到后面五分钟、十分钟、半小时地增加，打开心墙，就像“揭开盖子看到背后的黑洞一样”。
在接诊的过程中，李瑛发现家长最常见的困惑是“为什么跟孩子聊天的时候，孩子不搭理”，其实家长们有时会带有目的性地进行沟通，比如哄孩子上学、考好大学、找好工作等。家长经常会希望孩子一边健康快乐，一边考上985。
周菲认为和孩子沟通最关键的是不敷衍、发自内心想了解她们，比如孩子喜欢女团，就和她们一起学最新的女团舞、讨论韩国练习生选拔、去看偶像的演唱会……所以，当小女儿正式提出休学一年时，周菲为女儿勇敢地表达想法感到骄傲。当小女儿表示自己喜欢二次元，周菲送她去画画、陪她去漫展Cosplay（角色扮演）。当大女儿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成，周菲自己做自媒体账号，成为一个有近10万粉丝的博主。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两个女儿今年恢复上班、上学。
不只是原生家庭的问题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心理精神科副主任医师侯正华提到，10月某个下午，他在门诊里接诊的几十个患者，近30%都是中学生，失眠、焦虑、抑郁、自杀、划手、吞药、厌学、网瘾……“这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触目惊心。”侯正华说，“现在的初中孩子比我们当年的高中生还要辛苦。”
周菲的女儿在教育竞争激烈的江苏南通，女儿在学校里的每个时间段都被“卡得很严格”。一个初中生要从早上7点开始，上满5节课。11点半下课后，学校专门设置了“午练时间”，也就是从12点10分做题到1点，然后集体午睡至1点半，继续下午的4节课。在5点放学后，晚自习也将时间延长到8点半。
周菲说：“孩子中午只有25分钟休息、吃午饭，要上下楼跑到食堂点菜，有时厕所和食堂只能二选一。夜里被留堂、布置作业到9点以后。”
除了时间紧张，初中的孩子还要顶住“提前学”的压力，保证学习不掉队。周菲说女儿在初一下学期就被要求学习初二课程，初三一整年用来复习“决战中考”。她不希望女儿这么辛苦，主动向老师要求，不上晚自习，下午放学就回家。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华曾经调研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省份的初高中，发现“提前学”的趋势已经非常普遍，尤其是在高考竞争激烈的地区，小学学初中的课程，初中学高中的课程，高中三年就是专注于高考复习。
杨华在浙江某地的中学调研中了解到，每个班里都有两三个长期抑郁的学生，多个班级里出现过学生自杀行为，患有轻度和短期抑郁症的学生数量更多。
他认为，学生抑郁、拒学现象增多背后有三重因素。首先，班级竞争的压力直接传导至学生；其次，社会竞争的压力通过家庭的教育投入、家长期待传导至学生；最后，学生又在竞争中自我加压，最终超出一个十几岁孩子的承受范围。
复学不是最终目的
李瑛反复强调，家长必须先明白，复学不是最终目的，关键是要看到孩子在改变，更重要的是家庭在改变，不然还会持续引发冲突，并且传递至下一代。
根据李瑛公开分享的内容，当孩子出现“拒学”的情况，家长可以在不同阶段采用合适的策略与方法，总共有五个阶段：
首先是面对和接纳，正视孩子出现了心理问题暂时无法上学的事实，让他们积蓄能量，而不是强迫孩子上学、四处询问快速复学的方式等。
第二阶段是启动干预，包括药物干预、个体和家庭心理干预，以及学校层面的社交干预和适应性干预。
进入第三阶段后，孩子们会经历变化，他们开始能够下楼活动，能够做一些事情了。家长的目标是鼓励孩子积极活动，寻找快乐。比如，孩子能下楼走1000步，或者1500步，就是开始和进步，适当地给予奖励，让他保持这种积极性。
接下来是“假装上学”阶段，这是指孩子在家与学校之间找到的一种过渡状态。每天早上到校门口打卡，然后回到自习室、图书馆里读书，下午去锻炼1个小时，晚上回到家适度使用手机，让孩子觉得这一天很充实。当这样的安排容易被接受后，可以考虑进行微调，增加学习内容，保持学习的多样性和新鲜感。
第五阶段为“过渡上学”。在这一阶段，学习与上学是分开的，只要孩子能坚持上学，学习可以先放一放。比如，最初可以每周参加三个半天的下午课程，无须完成作业，一个月后、一个学期后再根据情况调整。
李瑛表示，家庭不仅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还应该让孩子从中汲取和传递力量。
（应受访者要求，黎晴、杨蕾、周菲为化名）
（摘自《经济观察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