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师已去 百感交集

　　邵柏林去世的噩耗来得如此突然，令人震惊，我一时不知所措，与邵柏林交往的情景一幕一幕浮现在脑际……刹那间，悲从心底猛烈涌出，泪水糊满了双眼。

　　消息来自微信，微信来自邵柏林的儿子邵新。建辉好！我老爸因患重症肺炎，医治无效，近日于中日友好医院安然离世，享年93岁。

　　这些天我在忙老爸后事的同时，还要瞒着我老妈，最担心老妈承受不住（她也感染上了病毒，现尚在康复中），因恐周围朋友得知后，或是因问候老妈，亦或从手机的公众号等渠道得知，所以我们几个孩子商量后决定先暂时对外保密，当然也包括像您这样非常关心我老爸的老朋友们。

　　老爸一生为邮票设计而生，您是见证人和亲历人。衷心感谢建辉在老爸生前多年来给予的帮助和支持！您亦要保重身体！

　　在北京郊区的一家养老院里，中央美术学院的老师和曾经的学生共有4人住在这里，周令钊、侯一民、邵柏林……他们是挚友，是在文艺战线上蹈锋饮血的战友，如今他们又都汇集在这里，聊天把盏，颐养天年。

　　遗憾的是，养老院的管理百密一疏，令奥密克戎病毒像无形的阴风，在院内到处乱窜，肆无忌惮地传播。周令钊、侯一民陆续感染，就在2022年底的一波感染高峰中，于2023年初溘然离世……相濡以沫的夫人也相继随风而去。

　　邵柏林是20世纪50年代初毕业的老知识分子，但多数人不知道的是，他曾经历过不堪回首的岁月，虽身处逆境，但一身铮铮硬骨，正气坦然。2022年底，邵柏林也被奥密克戎击中，出现咳嗽、低烧的症状。他不愿意离开老伴儿，不愿意离开家（他们已将养老院视为自己的家），拒绝住院，市里的医院不去，条件优越的私人医院也不去。最后的岁月，他依然要牵手老伴儿，享受时日不多的温暖，这是他几十年来的性格使然。然而，新年刚过，邵柏林的病情突然加重，几天吃不下一口食品。孝顺的儿女又联系好了市区的三甲医院，子女们几乎是哭着央求他们的老爸，邵柏林依旧决绝地拒绝走出养老院。他似乎有恋恋不舍的心结，我想，这心结一定是他的老伴儿——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家王卓倩。夫妇二人从大学时代相识，相交，相恋，到携手共同走进婚姻的殿堂，几十年来他们相濡以沫，恋恋不舍中一定有刻骨铭心的牵挂……

邵柏林设计的改革后精彩邮票的页面

　　目光离开微信，我与邵柏林老师数不清的交往场景历历在目：

　　距邵柏林家咫尺之遥的奥林匹克公园里，一把长凳，我与邵柏林老师并肩而坐，沐浴在阳光下侃侃而聊的，是邮票；

　　慧忠北里有一家川味老店，下午茶是我们师生二人的爱好，一把老式茶壶，两只茶盏。茉莉花熏制的茶香沁人心脾，品茗聊天的主题是，邮票；

　　曾来这里聊天叙旧的，有王虎鸣、陈绍华、陈全胜……作陪的是我。聊天叙旧的主题，依然是邮票。

改革之路 冲锋陷阵

　　我与邵柏林老师的相识始于20世纪80年代，我们由邮票相识，由邮票结缘，由邮票而成师生关系。1985年，邮电部进行的邮票管理体制的改革，使我认识了邵柏林这位为中国邮票奋斗而冲锋在前的斗士。

　　邮票管理体制的改革，主要内容是将邮资票品发行和经营管理实行政企分开（当时这个举措是带有前瞻性的，20年后在国务院的指导下，正式实施了中国邮政的政企分开）。即将中国邮票总公司原有的职能一分为二，组建邮电部邮票发行局和中国集邮总公司。新组建的邮电部邮票发行局为正局级单位，主要负责邮票发行等政府职能。中国集邮总公司为邮电部直属正局级企业，主要负责集邮业务经营工作。邮电部在这次改革中，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决定，在邮票发行局的领导职数中，增加了一名专业领导干部。1985年7月3日，邮电部部长杨泰芳签署了“（1985）部任字31号”文件，任命邵柏林为邮票发行局总设计师。

　　邵柏林知道，提高中国邮票整体的设计质量，这就是历史机缘！这种机缘可能稍纵即逝。于是邵柏林秉笔直书，很快“关于提高我国邮票设计质量的报告”送到了邮电部领导的办公室。他在报告中提出了两项具体的改革措施：第一，敞开大门，邀请社会美术家和平面设计方面的精英参与邮票设计。建议邮票图稿由设计室专职人员设计的同时，敞开大门，向社会美术家广泛约稿、征稿，使全国千百万美术家也有机会参加邮票设计工作。既邀请著名的美术家参加邮票设计工作，又注意发现名不见经传、富有才华的青年人，让他们有机会一试身手。第二，组成以著名美术家为主，包括集邮家、印刷方面的专家、专业设计人员和邮电部、邮票发行局的行政领导参加的评审委员会，对邮票图稿的思想性、艺术性进行把关，这项措施的实质是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尊重内行的意见，按艺术规律办事，以保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刘建辉采访邵柏林（左）

　　邮电部领导在听取邮票发行局汇报时，充分肯定了邵柏林提出的两项改革措施，指出：邮票评审委员会是我们请来的专家，好比是我们的“外脑”，我们的“兰德公司”，我们要尊重专家的意见。

　　邵柏林提出的这两项改革措施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尽快提高我国邮票的设计质量，第一步先达到国内最好水准，第二步再进入世界先进行列。这条路走得通吗？对改革触及的阻力有充分的准备吗？邵柏林没有瞻前顾后，而是像一个战士，既然冲锋号已吹响，就必须一往无前向目标冲锋！

三年改革 成绩斐然

　　当时邮电部的这两项改革措施究竟执行得怎么样？效果如何？我国1986年、1987年邮票设计水平有没有提高？有没有对这两年邮票设计水平的总体评价？

　　1987年2月6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则消息：

　　我7种邮票被日本评为世界杰出邮票

　　据日本1986年第12期《邮趣》杂志报道，我国1986年发行的“木兰”邮票被评为世界25杰邮票之一，这是去年我国发行的邮票被该杂志评出的第7套世界杰出邮票。被评为世界杰出邮票的中国其他6套邮票是：《民居》《哈雷彗星回归》《白鹤》《国际和平年》《十二生肖虎年》（应为《丙寅年》）和《航天》。

　　在邵柏林的亲自组织下，一套又一套精美的邮票图稿孕育而出：《李维汉同志诞生九十周年》《孙中山诞生一百二十周年》（小型张）、《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诞生四百周年》《廖仲恺诞生一百一十周年》《国际住房年》《中国艺术节》《珍稀濒危木兰科植物》《猛禽》《中国历代名楼》，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的高水平邮票图稿的背后是一位老艺术家对邮票设计水平的执着。

　　有一个词语叫舍得，“舍得”这个词语虽然只有两个字，但包含了中华民族的大智慧。有舍才有得，要想得，必须有所舍弃即愿意付出。邵柏林把他最钟爱的邮票设计舍弃了，全身心地投入到组织、协调、指导每一套邮票的约稿、跟进，每一套邮票图稿的审查、评审中，这种无休止的重复工作令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舍弃了，同时舍弃的还有邮票设计之后的名利。这期间，他把对邮票设计的理解，把他在邮票设计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和智慧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那些年轻的、充满才气的青年设计者，《教师节》《中国艺术节》《丁卯年》等这些邮票的设计，无一不是在他的指导下，并融入了他的智慧，有人想把他的名字加入到设计者之中，他断然拒绝——这是自己的工作职责。

邵柏林手持《庚申年》邮票首日封

　　为了专业邮票设计工作后继有人，邵柏林亲自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选人。为了留住即将分配到内蒙古教育局的王虎鸣，他四处奔波，多方呼吁，甚至深夜闯入时任轻工业部部长杨波的家里，请求领导把王虎鸣留下来。终于，在杨部长的亲自干预下，王虎鸣的档案最终被追了回来。1987年进入专职邮票设计队伍的王虎鸣，在邵柏林的指导下，刻苦钻研，虚心请教，终获邮票设计精髓。如今，他已经是设计邮票超过150套的著名邮票设计家，他所获的最佳邮票奖项之多，至今无人比肩。可以说，舍得是一种人生智慧和态度，是拥有超越境界来对已得和可得的东西进行决断的情怀和智慧！

　　3年改革的成功，让所有人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提高中国邮票设计质量的曙光。但因为种种因素的影响，这场已经看到了中国邮票希望的改革被按下暂停键。邵柏林面对这一结果，仰天长叹：如果再给我三五年，中国邮票设计水平赶超世界一流水平指日可待！历史没有再给邵柏林机会，但历史却把3年改革的成果牢牢镌刻在新中国的邮票史上！

言传身教 把脉生肖

　　邵柏林退休后仍然关注世界邮票设计的发展趋势，关注欧洲特别是瑞士、法国、德国等国家优秀的邮票设计作品，当然，他更关注的还是中国邮票的设计。原国家邮政局成立以后，我被调到邮资票品管理司任职，尽管在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曾主持过《中国集邮大辞典》《中国集邮史》等大型工具书的编撰工作，也曾参与过不少集邮方面的研讨会，但对于我来说，邮票发行工作仍属于陌生的领域。怎么办？我想到了邵柏林。我怀着虔诚的心，听取了邵柏林两个半天的指教，我的笔记本几乎填满了他的真知灼见。但我并不满足，还想再把他的工作经验和体会让更多的从事邮票发行工作的同志了解和学习。不久，我召集邮资票品管理司的全体人员，包括邮票印制局编辑部的编辑们，又请邵柏林老师讲了一堂大课，新成立的国家邮政局邮资票品管理司的工作逐渐上道了。

　　2000年，第二轮生肖邮票的发行已进入尾声，第三轮生肖邮票的发行被提上了日程。面对集邮者“吐槽”第二轮生肖邮票设计水平下滑的不满，邮资票品管理司在深入调查研究之后，决定找高人出主意。退休在家的邵柏林被我请到了邮资票品司，没想到的是，邵柏林先生对此已成竹在胸。之后，他提出了一系列保证第三轮生肖邮票设计水平的建议，包括策划成立专家委员会，邀请国内著名平面设计师参与竞争，猴、鸡、狗3枚邮票同时设计，专家委员会评审把关等，这一条路线图清晰、明了、高效。邵柏林先生还亲自一家一家去邀请专家，后来我才知道，邀请分布在四九城的专家都是他自己掏钱坐公交车去的呀！为了中国邮票，他没有提任何要求，却只有一个目的，中国是生肖的故乡，中国生肖邮票的设计不能丢脸！

　　在邵柏林先生的亲自指导下，第三轮生肖邮票闪亮登场。从2004年开始，猴、鸡、狗3枚邮票让冷清多年的邮票市场为之一振，报刊上集邮消费者的好评不断。第三轮生肖邮票的发行正值我国刚刚迈入新的千年，各项事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时尚的设计、吉祥的画面、丰富的色彩，给几千年传统的中国文化带来了全新的视觉冲击。

邵柏林写给刘建辉的信及提供的资料

师生情谊 唯有信任

　　我和恩师邵柏林，相知相识几十年，最大的默契就是：信任。

　　2019年11月6日，我的手机响了。

　　“建辉，你好啊！”——这个声音简直太熟悉了。是邵柏林老师！

　　“邵老师，您好！”

　　“建辉，我写了本书，你帮我做个序。”他和我聊天，开门见山，从不拐弯抹角，几十年来的交往让我深知，直来直去是他的性格使然。

　　当年，邵老师已整整90岁高龄。他曾多次向我吐露，在有生之年，要把一辈子设计邮票和拍摄摄影作品过程中的资料进行整理，完成两部书稿。读者都知道，邵柏林一生有两大爱好：一是邮票设计，二是艺术摄影。

　　他曾说过，摄影是一种容易而又艰难的艺术，是厚积薄发的艺术。正是他在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扎实的功底和他孜孜以求的探索，才使得他的作品讲究角度、构图严谨、不落俗套、气象万千。在中国多次摄影大展上，屡夺桂冠，被中国摄影家协会评为“中国摄影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许多摄影爱好者在他们的心底有一方徽志：一个菱形的方框内，一朵简洁的小花——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徽，这个会徽大家都熟悉，但会徽的作者不一定能说上来。这个1957年就被中国摄影家协会选定的该协会会徽，就出自邵柏林之手。

　　而邮票设计则是邵柏林毕业分配到邮电部工作后，对这个小小画片从藐视逐渐到敬畏，从学步到成为中国一代邮票设计大家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艰难的，是一名知识分子在不堪回首的年代不断承受屈辱的过程，也是一个致力于中国邮票比肩国际邮票强国不断奋斗的过程。邵柏林的一生，无愧于中国摄影事业，无愧于中国邮票事业，无愧于喜爱他邮票设计的集邮爱好者们。

　　我知道，这两部书稿就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怀揣一颗永不泯灭的事业之心，向后辈们进行的最后交代！

　　“建辉，你是最了解我的。我的资料留给你的也最全。由你来写，合适。”邵柏林老师言辞切切。

　　邵老师说的不假。大约从2011年以后，邵柏林开始整理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资料。我知道，这是他为自己的传记所做的准备，也是为他所钟情的邮票事业做最后的交代。他把所有的资料都复制两份，其中一份自己留存，方便写作；另一份则郑重地交到我的手里。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这些资料是他半辈子的心血，包括他设计的大部分邮票资料和20世纪50年代被错划“右派”的由来等。

　　手握这些沉甸甸的邮票资料，我就像接过了接力赛跑里的接力棒，不能让它们再躺在我家的柜门里，应该让它们尽快走出来，让它们和集邮者对对话，告诉人们，它们曾经有过的精彩故事。因此，才有了这些年我写的一篇又一篇有关邮票背后的故事。这些珍贵的邮票史料，是中国邮票发展史上的宝贵资料，是中国邮政不可多得的财富。

　　一位90岁高龄的著名邮票设计家、艺术家，对自己一生的心血凝结成册的作品，必然要做仔细的筹划，反复斟酌，一丝不苟，包括由哪家出版社来出版，由谁来装帧设计，用什么材料印刷等。现在，邵柏林的书稿肯定已了然于胸，那么由谁来承担写序的任务？邵柏林老师自然也是经过反复掂量的。今天，邵老师把这副担子交给我，潜意识里就是两个字：信任。我还能推吗？还能让邵老师失望吗？只有诚惶诚恐地接下来，如履薄冰般小心翼翼地完成，才能不辜负老师的期望和重托。一周之后，我将作业交到了邵柏林老师手里。

　　信任，给了我和邵柏林老师更多的接触，给了我更多向他请教的机会。

邵柏林（右二）与陈全胜（右一）、王虎鸣（左一）、刘建辉（左二）合影

结语

　　恩师邵柏林一辈子和邮票打交道，他热爱邮票，热爱邮票的设计，他对邮票的热爱已经深深地融入到血液中。读者可能不知道，20世纪80年代初，时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曾派人拿着一纸调令，邀请邵柏林到学校担任教授，培养祖国的工艺美术人才。老伴儿多么希望邵柏林能离开那个曾受到过不公平对待的单位，到高等学府去享受更高的荣誉和优厚的待遇呀！但是，邵柏林却把一纸调令硬生生地压了下来。他怀揣的梦想还没有实现，他离不开这个岗位，离不开这个已经干了30年的老行当！

　　这就是邵柏林，这就是我的恩师邵柏林！如今，邵柏林老师已驾鹤西行，与张仃、周令钊、侯一民等老朋友聚会去了……

　　呜呼，我与邵柏林老师如今已是阴阳两隔，惟望敬爱的邵老师在天堂安好。痛悼恩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