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徐光耀，知道的人可能不多。

　　提起小兵张嘎，不知道的人可能不多。

　　1938年，冀中平原一个13岁的少年成为一名“小八路”，同年他又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时光掠过20年，1958年，当年的这位“小八路”塑造了一个名叫张嘎的“小八路”，通过小说和电影，小兵张嘎的形象在中国家喻户晓，老幼皆知。

　　这位被称为“小兵张嘎之父”的人，正是著名作家徐光耀。

　　前些年，我曾收进两件徐光耀致友人的信札。后来，经石家庄收藏家殷杰热心相助，我得到徐光耀先生签赠的多部著作，仔细拜读之后，对徐光耀先生的文学创作和不凡人生充满了敬意。回过头来再看收藏的这两封信，对其内涵也便有了较深的理解。

　　致王勉思的一封信

　　既然是读信札记，我们还是从读信开始吧！

　　先看下面这封信（图1）。

　　勉思同志您好！

　　实在让我很感动，不但有信，有照片，还写来了那么情真意切的散文，使我十分激动。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是在保定的几年中，您作为副主任，冒着一定的风险，重用我这个右派，给我很大信任，也给我很多抚慰。您不但照顾我的生活，分配我重要的工作（放手使用）；也照顾我的学习，借宝贵的书给我看；在讨论会上，有人攻击我反对三面红旗的时候，您提醒我冷静，给我打了掩护……这是使我永世不忘的。在您们全家调湖南的时候，您还特意表示要带我一起走。我因家口分散，亲人们离不开，才没有跟您去湖南，使我失去一次远征的机会。这些事都过去了，却是令人永世难忘啊！

　　散文我改了两遍，主要是订正了一些事实。也许有些地方改的不妥，故寄还您请再审查。至于发表，还是您选择地方为宜。

　　《昨夜西风……》手头还有两册，寄一份给您，请指正。（书须另寄）

　　我全家皆好，一同感念您的热情关怀！敬祝健康长寿，万事遂心！

　　徐光耀 2005.11.26

　　收信人王勉思，1944年赴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工人日报》社、工人出版社任记者，后在河北省文联、湖南省文联工作，任职于《蜜蜂》月刊、《湖南文学》、湖南少儿出版社。

　　信中所说“情真意切的散文”，是指王勉思2005年11月写的《迟到的祝贺》，收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风雨故人情》一书中。文章回顾了她与徐光耀昔年的交往和友情，特别回顾了他们在保定共事的那几年。文章写道：“1959年我在河北省保定市文联工作，上级给我们分配来一个摘帽右派”，“此人就是徐光耀同志。我当时在市文联算是负责人之一，当然表示欢迎。增加一位懂创作的同志，对文联开展工作有利，何况是我早已从作品中认识了的这位作家”。“在保定文联那几年，我们没有为难过光耀同志。当然也与当时比较宽松的大环境有关。但据我观察，他还是很谨慎，说话不多，一到下班时，就回到他那间小屋里”。

　　对此，徐光耀也是感同身受。他在信中动情地回顾了王勉思对他的保护和照顾：“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是在保定的几年中，您作为副主任，冒着一定的风险，重用我这个右派，给我很大信任，也给我很多抚慰。您不但照顾我的生活，分配我重要的工作（放手使用）；也照顾我的学习，借宝贵的书给我看；在讨论会上，有人攻击我反对三面红旗的时候，您提醒我冷静，给我打了掩护……这是使我永世不忘的。”

1

　　徐光耀信中讲王勉思要带他一起到湖南，是发生在1963年的事。那一年，王勉思随丈夫康濯一起调往湖南。

　　提到王勉思的丈夫康濯，需要多说几句。

　　康濯（1920—1991），湖南湘阴人。原名毛季常，参加革命后改名康濯，也就是清清之水可以濯我缨之意。他曾说起改名的事：“我原来姓毛，可是我当时是青救会主席，别人叫我毛主席怎么办？不行，得赶紧改，就改了姓名。”1938年10月，他奔赴延安，就读于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一期，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后，他历任中央文学讲习所副秘书长、《文艺报》常务编委、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河北省文联副主席、湖南省文联主席等职。

　　说起来，康濯和徐光耀还有过一段“过节”。

　　徐光耀曾这样写道：1957年，在文联的一次批判会上，一位女作家在发言时点了徐光耀的名，说是“有人恶毒攻击揭发问题的同志，比如——这话好像是徐光耀讲的，说康濯同志是个‘汤裱褙’”。当时，康濯正好坐在徐光耀对面，闻听此言，“‘腾’地跳了起来，大呼口号：‘我抗议！我抗议！这是对我的最大污蔑……’，他满脸紫涨，目眦欲裂，先是狠狠地瞪着我，见我也狠狠地瞪着他，便转过身去，又嘶声高呼，‘我抗议！我抗议！’大家都被这奇峰突起的事件闹愣了”。

　　当时，徐光耀也被弄蒙了。他绝对没有讲过这个话，甚至连“汤裱褙”是什么都不知道。经人解释，他才明白，裱褙是装裱字画的意思，京剧《一捧雪》里有个叫汤勤的人，会裱画，人称“汤裱褙”。

　　事后，徐光耀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发言提纲中，计划解释三件事，第二件便是关于“汤裱褙”的话。

　　从后来的情况看，徐、康二人并没有因为此事结下“梁子”。王勉思的文章中谈到，在保定期间，康对徐还是有所关照的。假如康濯不同意，王勉思也不会提出让徐光耀跟他们一块调到湖南。

　　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徐光耀当“摘帽右派”后的事。这就引出一个重要话题：一个血与火里滚爬出来的“小八路”，怎么就成了“右派”呢？从无名到成名、到倒下、再到站起，其间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我们不妨从头道来。

2

　　岁月留痕：从写日记开始的文字生涯

　　徐光耀是个真正的战士。从1938年到1958年，他始终战斗在人民军队的序列中。整个八年抗战，他随军转战冀中，参加过百余次战斗，多次死里逃生。解放战争时期，他先是在前线剧社，后做随军记者。抗美援朝时，他以作家身份，赴朝鲜战场进行了10个月的战地采访。真刀真枪地拼过，枪林弹雨里闯过，刺刀尖上滚过。既拿过枪杆子，又擅长笔杆子，拿枪能打仗，拿笔写文章，端的是“文武双全”。

　　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徐光耀的文字生涯是从写日记开始的。

　　2015年，在徐光耀先生90岁高龄的时候，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徐光耀日记》，共10卷，420万字。日记的时间跨度从1944年到1982年，跨越39个年头，涵盖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建设等四个历史时期。

　　我有幸得到了徐光耀先生赠送的这部大书。小标题中的“岁月留痕”，就是徐老在赠书上的题字（图2），这可以视为《徐光耀日记》的概括，也可谓徐老的一种人生提炼。

　　且看书中收入的第一篇日记：“今天是1944年1月1日，抗战多过了一个年头，我也多长了一岁，我不能再以儿童自豪，却是正儿八经的青年了。”

　　日记从早上写起，说是昨晚“没有睡足，一天是闷沉沉的总想睡觉，大好元旦佳节，大部时间消磨在迷迷梦乡之中”。到了晚上，“部队都集合在一个大屋之中，开娱乐晚会……我也振奋精神，准备在送旧迎新的娱乐晚会上大大痛快一下”。临睡之前，“大队长闲谈说：‘抗战胜利了也好，死了也好，残废了也好。’这话很有意思，是乐观的又是悲哀的”。

　　文中回忆，他第一次写日记是4年前的1940年1月1日，那时他才15岁。那是“我孩提幼稚的日记，每天还在写买花生米花洋几毛呢，我亲爱的王司令员（即冀中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王先臣——引者注）还曾耻笑我这一点呢”。由于各种原因，那次写日记的尝试没能坚持下去，也没有保存下来。

　　4年后重新开写的这第一篇日记，通篇400来字，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部队生活和干部战士的思想状况。

　　第二天，1月2日，日记跟着部队转移到了五烈霍庄。“天不作美，睁着眼就下起雪来。满天星斗，霜雪纷纷……我们的行列冲破了白白的一片，后面丢下黝黑的一条小径”。接着写部队如何雪夜转移，“分散行军，集中驻防”，他和杨参谋带着一个小队准时赶到了目的地。并赋诗一首：“夜半鸡鸣第一声，迷蒙大雾抹路径。天将黎明人力尽，越墙窗下叫房东。”

　　这篇富有文学色彩的日记，是否算的上作者早期的散文创作呢？

　　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那是在鬼子炮楼密集的冀中平原，前一天还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后一天就可能在战斗中牺牲。徐光耀竟然一天天地把日记“进行到底”，并且绝大部分保存了下来，设想这是多么的不易！

　　徐光耀写日记是那样的用心用力，没有丝毫的自我敷衍，每一篇都是自己真情实感的投入，也显示了他对文字写作的追求。他日复一日地记着、写着，留下了许多极有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的文字，也不断锻造了自己的写作能力。

　　就这样，徐光耀从写日记开始，到写战地通讯，写诗歌、散文、小说；从锄奸干事、特派员，写成了专职报道参谋、前线剧社创作组副组长、华北联大文学系创作组组长，写成了随军记者、专职作家。

　　《徐光耀日记》的《自序》中说：“日记是个人活动和个人心理的反映，是赤裸裸的个人亮相。它确能反映某些历史进程，也反映值得一说的时代特征，说得夸张一点，其价值是有某些史料性和文献性的。”诚哉斯言！

　　《平原烈火》：新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

　　1949年11月27日，24岁的徐光耀写出新中国第一部抗战小说，也是新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平原烈火》。

　　1950年，《人民文学》将其节选发表，编辑们称之为工农兵创作的第一座“纪念碑”。

　　同年6月，《平原烈火》由三联书店首版。

　　1951年3月，新中国第一家专业文学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便是《平原烈火》。也就是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书号给了《平原烈火》。

　　这些“第一”，标示出《平原烈火》在1949年这个“红色经典出版元年”的特殊意义，也奠定了徐光耀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平原烈火》讲述的是八路军一支小部队从低谷到奋起的成长过程。在日寇发动惨绝人寰的大扫荡中，冀中抗日分区下辖的一个大队，突破日军封锁线后由100多人到仅剩下37人。他们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日军又以碉堡、公路、机动巡逻和遍地的“皇协军”、汉奸便衣、反水的地主控制了乡村，死亡的危机在百姓中弥漫，一时间士气十分低落。危难之际，他们主动求变，侦查敌情，集中出击，敲掉首恶，以小小的胜利一点点重振士气。他们的智慧在战斗中一点点激发出来，几乎无师自通地琢磨出了各种各样的战法，除便衣，巧袭击，发动攻心战，分化伪军，孤立碉堡……战斗的烈火再次燃烧，冀中大地重新成为他们来去自由的海洋，最终配合八路军主力发起了反攻。

　　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李红强这样评价《平原烈火》：“这是一部不可复制的抗战小说，以近乎‘原生态’的样貌反映了八路军抗战的历史真实，其真实性非亲历者难以虚构，而对于基层民众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胜恐惧中成就英雄的描绘，既朴素天然又引起后人真正的尊重。”

　　最早发现《平原烈火》的不凡价值的，是徐光耀在华北联大文学系的老师、时任《文艺报》主编陈企霞。

　　1949年10月底，徐光耀把小说的初稿交给了陈企霞，陈企霞3天就把稿子看完了，发自内心地为自己的这个学生而高兴。他提了一些意见，还给徐光耀所在20兵团的宣传部长写信，替徐光耀请假修改小说。稿子改完以后，陈企霞拉来了秦兆阳、唐因、严辰等作家，和徐光耀一起研究书名，最后确定为《平原烈火》。

　　徐光耀的另一位老师丁玲也对《平原烈火》给以高度评价，说“《平原烈火》比起《日日夜夜》来只差了一点点”。

　　《日日夜夜》是苏联作家西蒙诺夫的长篇小说，描写苏联红军在保卫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英勇事迹。小说选取了这次战役防御阶段中最艰苦的60个昼夜，中心人物是营长沙布洛夫。沙布洛夫所在营为了争夺3座楼房，连续打退了敌人3次冲锋，打死敌人七八百人，自己的部队也由83人减少到35人，但他们仍然毫不畏惧，英勇战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终于胜利了，沙布洛夫以胜利者的姿态，荣获了列宁勋章。小说集中表现了苏联战士的英雄主义精神，是苏联文学中反映卫国战争的成功作品。

　　把崭露头角的徐光耀的《平原烈火》，与享有盛名的苏联作家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做比较，足见丁玲对《平原烈火》及其作者徐光耀的重视。

　　《小兵张嘎》：“父”与“子”的相互成全

　　成名后的徐光耀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入中央文学讲习所作研究生，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调入总政文化部任专业作家，结婚生子……好事接踵而来。1953年他下到老家河北雄县深入生活，当区委副书记，参与农业合作化运动，一干就是3年。

　　就在这3年的最后一年，打出一个“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作为他们的得意弟子，徐光耀立即被卷入旋涡之中。1957年，丁陈问题进一步升级，徐光耀也被进一步深挖与丁陈的关系。为了表明自己“响应号召”，徐光耀写了一篇《海阔凭鱼跃》，副题是《向部队文艺领导献上我的几点浅见》，登在《文艺报》上。于是在劫难逃，最后被定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剥夺军衔，降职降薪（降为行政十七级），转地方另行分配工作”。

　　当头一棒，把徐光耀彻底打蒙了。他百思不得其解：自己13岁参军，13岁入党，甚至把八一建军节定为自己的生日。忠于党，忠于人民，是他从来不变的信条。怎么突然之间，自己成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呢？委屈，困惑，愤懑，痛苦，悲观，这种种情绪折磨着他，使他走到了发疯的边缘。

　　这时，小兵张嘎救了他。

　　他以坚强的意志力，实践一个八字方针：集中精力，转移方向。他要把方向转移到创作上来，把精力集中到创作上来，用写作抵消从天而降的厄运。

　　他想起了《平原烈火》中的瞪眼虎，那个可爱的孩子刚出场时很活跃，但后来被主角挤到一边去，没了什么故事，活泼泼而来，蔫嗒嗒而去。一位老战友批评说：“你怎么把个挺可爱的孩子写丢了呢？”

　　徐光耀决定把他找回来，续写一个抗日小英雄。他的思绪回到了炮火连天的抗日战场，许许多多小八路的嘎人嘎事涌上记忆的屏幕。经过去粗取精、编排调整，一个嘎眉嘎眼的嘎子形象，站在了他的眼前。他不由地欢呼：“啊，我的孩子，啊，我的救命恩人！在紧关节要时刻，你真的来了呀！”

　　1958年1月23日，在嘎子的生命史上是一个重要时刻，这一天，徐光耀开始了嘎子形象的塑造。他一鼓作气，一个月就写完了七八万字的小说，起初题名《小侦察员》，最后定名为《小兵张嘎》。紧接着，又用十多天完成了同名电影剧本。

　　把徐光耀称作“我的文学的启蒙老师”的铁凝曾这样写道：“在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之下，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力量开始了《小兵张嘎》的创作。那不是一次为了发表的创作，因为他已经没有了发表作品的资格。他写作是为了抑制自杀的念头。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于他是有救命之恩的。他用他的笔让嘎子活了，而被他创造的嘎子也让他活了下去：他们在一个非常时刻相互成全了彼此。”

　　1958年9月，徐光耀被下放到河北保定农场劳动改造，把《小兵张嘎》手稿也带到了保定。一年后，徐光耀摘掉了右派帽子，被分配到保定市文联工作。

　　时过3年，1961年底，小说《小兵张嘎》在《河北文学》首次发表，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开端，这颗珍珠终于从沙土中被发掘出来，闪耀出璀璨的光辉。

　　1962年5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小兵张嘎》单行本，仅3个月后就再次加印。同时，《北京晚报》也对《小兵张嘎》进行了连载。1964年，小说被翻译成英文，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在此前后，《小兵张嘎》电影文学剧本在《电影创作》杂志发表，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小兵张嘎》连环画，更加直观地展现了嘎子的形象。

　　1963年底，电影《小兵张嘎》在全国公映，引起巨大轰动，之后久映不衰，好评如潮。电影对小说的再创作，把《小兵张嘎》推向了更高的热度，嘎子的形象成为不可磨灭的经典。

　　“昨夜西风”过后：一个终于达成的心愿

　　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74岁的徐光耀写出长篇纪实文学《昨夜西风凋碧树》，记叙了曾经的岁月和遭遇，表达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历史的反思及人生的思考。在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这部作品榜上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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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王勉思信中所说“《昨夜西风……》手头还有两册，寄一份给您，请指正”，就是指的这本书。

　　“昨夜西风”过后，徐光耀开始了新的生命里程。他先后担任河北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省作协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作协理事、名誉委员，全国文联委员等职。同时，他的文学创作也进入第二春，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小说、散文作品，多家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徐光耀小说选》《向死而生》《忘不死的河》《望日莲》《冷暖灾星》《徐光耀文集》，以及前文讲到的《昨夜西风凋碧树》《徐光耀日记》，还拍成电影《新兵马强》《望日莲》《乡亲们》，等等。

　　1979年，徐光耀刚刚从“昨夜西风”走出来，便和战友商议，要达成一个埋藏已久的心愿：为彭德怀写点文章。

　　下面这封信讲的就是这件事。

　　信是寄给“天津市常德道111号林呐同志”的，使用保定市群众文化艺术馆公事信封（图3）。信文如下（图4）：

　　林呐同志：

　　你好！给你写这封信一则是老战友的问候，二则是老战友的建议。说老战友的建议，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意思，是三四个人的意思。前天，邓锡田同警备旅另一老战士宋国亭来看我，忽地提起了彭德怀副总司令，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伟人，真正的大英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英勇战士。他被冤枉死了，现已平反，但我们一致认为（还有在座的河北省文联张朴同志）：彭是应该写点文章追悼追悼的。这时，我忽地想起在抗战末期，你曾面见彭总，请他为“火线”小报题报头的那件事。题字没有取来，你取来了彭总的印象，把这印象说给我们听，我们都极为感动，很受教育。至今想来，“言犹在耳”，你当时是很富于激情的。我想，你一定可以就这一点，写出一篇散文来。于是，我们一致“决议”，要我执笔给你写封信，请你把这一次的与彭总的会见——倘还有其他材料及感受，当然更好——写成追悼文章，拿给报刊发表，以使全国人民在三十余年后的今天，同领彭总的教益。邓锡田说你很忙，但我们全都相信，为了彭总，为了今天的人民，你会义不容辞的把此文很好的完成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现在保定市文联工作（文联刚成立，还没有房子，就仍住群艺馆），一切都好。我们好多年不见，各有苦情账，总是彼此怀念、互相关心着的。不通信，心却相通，消息也大致知道。如今形势大好，各自都忙起来了。但愿不久能有机会相聚，那时畅谈，其乐何如！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

　　紧紧的握手！

　　徐光耀 1979.1.3 深夜

　　收信人林呐 (1920—1990)，也是一位老战士、老党员。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做过太行南区剧团队长，冀中军区警备旅火焰剧社指导员，冀中军区六分区《火焰报》社长，冀中军区《前线报》通讯股长，20兵团新华分社记者，华北《解放军报》编委，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天津人民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天津市文联副主席、市作协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午夜战鼓》，短篇小说集《初上征途》等。

　　信中提到的邓锡田、宋国亭都是徐光耀、林呐的老战友。张朴也是一位老八路，曾任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文联副主席。

　　信于1月3日写就，4日寄发，立即得到林呐的响应。《徐光耀日记》1979年1月14日的日记说：“临晚，接林呐信，他居然在接到我4号信之后，迅速地写好了悼念彭德怀同志的文章，并寄来让我修改。他应直寄报刊才对呀！”1月21日的日记说：“把林呐所写悼彭总的文章，拿去给邓锡田看。”2月6日的日记说：“把林呐写彭总的《思悠悠》退还给他。”这些日记，勾勒了文章写作的来龙去脉。

　　林呐的这篇《思悠悠》，追忆了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作为新华社记者采访彭德怀副总司令的经过，彭总威武果敢、和蔼可亲的音容跃然纸上。文章很快在报纸上发表。1984年8月，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林呐的散文集《风霜集》，其中收进了这篇《思悠悠》。

　　对于彭德怀，徐光耀是真心的崇敬和同情，他的日记中有不少这方面的文字——

　　1978年12月12日：“近三天内，薄一波上报了，发表了陶铸女儿（斯亮）给陶铸的翻案长文《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还给《保卫延安》长篇恢复名誉，消息中直接提到‘彭德怀同志’。”

　　1980年1月25日：“晚上读习仲勋的文章《彭总在西北战场》，写得十分动人。不知刘真果能把彭总电影写好吗？”刘真是一位女作家，1939年在冀南参加八路军，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文联副主席。于1981年出版《红围巾的旅行——彭总的故事》，1986年出版《参天的大树——彭德怀的故事》。

　　1980年11月14日：“晚上，读《在彭总身边》，很感动。彭总很伟大、崇高。惜无人写个电影，真怪！”

　　1981年3月26日：“《彭德怀自述》一书，报上宣扬了许久，至今未到，令人着急。我希望此书能给我灵感和启发。”

　　1982年12月19日，徐光耀游历雁荡山，仰望环耸四围的岩崖，竟然想起了与雁荡山并无什么关联的彭德怀。他在题为《铁骨铮铮雁荡山》的游记中写道：“心潮翻滚中突觉一动，想起一个人来，谁？他！一个大兵，一个由大兵升成的统帅！于是，硝烟，战火，奋斗，牺牲，一团团烈焰苦雾包围了他，也包围了我！他不在了，他离开了人间，但他又顶天立地地站着，严峻，雄伟，凝重，崇高，巍巍然矗立在万峰众壑之间！正是他，严峻则严峻到刚风凛冽，崇高则崇高到不可仰视。然而，他又那么质朴，那么平易，‘一把戳在屋角里的扫帚！’雁荡啊雁荡！虽然他不在你怀中长大，也未对你有过特别光顾，他的尸骨只叫‘王川’，可我觉得，……他就是你！他站着，他就是你的精魂！”“他的铮铮铁骨，他的浩然正气，无论再经几世几劫，都将永垂千秋！”

　　这是一位战士对一位统帅的情感！他参军时，“他”是八路军的副总司令。他赴朝采访时，“他”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他有1958年之厄，“他”有1959年之难。走出“昨夜西风”之后，他心心念念地要为“他”写点东西，这难道不是合乎逻辑的必然之举吗？

　　如今，徐光耀先生已是98岁高龄。我愿用一句老话祝愿这位可敬的革命老人、文学老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参考文献：

　　闻章.小兵张嘎之父——徐光耀心灵档案.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